作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深受毛泽东的器重。他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他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负责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参与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诸多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

搬入中南海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个多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移至北平，毛泽东和朱德在北平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这一天起，北平成了红色中国的政治中心。

陈伯达随着毛泽东来到北平，想及12年前急匆匆逃离，如今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归来，不由得感慨万千。尤其是在他的车子驶过北海公园附近时，猛然间见到那里的草岚子胡同监狱，犹有余悸。然而，当年淋巴腺滴着脓汁、可怜巴巴的他，如今已是中共中央委员，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最初，陈伯达住在北平香山碧云寺。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回忆说：

1949年我3岁时，父亲和我一起住在香山碧云寺。那时，我们住在碧云寺哼哈二将门里左侧的一个院落。我因年小，出出进进都要父亲或别的大人牵着我的手。这里是山坡，台阶很多，尽管有大人牵着，我还是在一次下台阶时摔倒，把鼻梁磕破了，请医生缝了好几针。

此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已经离异。母亲余文菲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作“特务”审查，虽然平反了，但因受了刺激，精神状况逐渐变差，没有照顾孩子的能力，所以我是由父亲抚养的。他的工作很忙，还要带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警卫员郭运华叔叔照顾，有时父亲以前的助手田家英也过来领我玩。后来请了一个阿姨，就主要靠阿姨来照顾了。

进城之初，陈伯达便成为政治舞台上忙碌的演员：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会议的第七天，陈伯达作了一番“指示”。他“亲临会场”，“要求提高思想，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作风，苦心反复研究社会各种现象”。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好的结合，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翌日——7月10日——《人民日报》便报道了陈伯达的这番讲话。

就在发表这番讲话的前一日，陈伯达出现在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总筹备会上。《中国四大家族》的发表，使陈伯达赢得“经济学家”的桂冠，他当选为主任委员，马寅初、杜守素、薛暮桥为副主任委员。

几天之后——7月14日——陈伯达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的发起人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中，林伯渠被选为主席，沈钧儒、郭沫若、陈伯达、李达被选为副主席。

9月23日，陈伯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以“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的身份作了发言。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10月14日，陈伯达坐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主席台上，号召“工作态度要严肃负责”。

10月20日，陈伯达在首都各界纪念鲁迅大会上，发表题为《鲁迅是我们的榜样》的演说。

……

进城之初，由于马列学院（后改称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北平西郊颐和园附近，陈伯达作为副院长也就住在那里。可是，他又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毛泽东常常要找他。刚进城，周恩来驱车北平城里，精心为毛泽东挑选住所。周恩来选中了地点适中、闹中取静、绿树红墙、一派古风的中南海，作为政府办公用地。中南海与北海以北海大桥为界，大桥以北为北海，以南便是中海与南海；中海、南海以蜈蚣桥为界，合称中南海。从此，中南海便成为中国的政治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