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工作的，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为了写《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成立了一个班子，由田家英负责。历史学家范文澜参加了注释工作，涉及历史的许多注释是范文澜写的。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进行的。据《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8章记载：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去帮助编毛选。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帮助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尤金就被选上，去了北京。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相处得很亲密。毛泽东去拜访尤金的次数比尤金拜访毛泽东的次数还多。斯大林甚至有点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因为他让毛泽东来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总之，一切都顺利。

……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见地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论作为大使，还是作为我们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无好处了。所以我们召回了他。

费德林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详细写到尤金来华的情况，其中多处提及陈伯达：

尤金到北京后就着手审阅我和中国同行一起搞的毛泽东著作俄译本。正如俗话所说，中国的大米饭不是白吃的。

不久便同毛泽东约定了日子，以便审查书中的注释和院士写的导言。这次约会定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

谈话开始前，毛泽东对这项工作给大家带来的麻烦和困难表示歉意。他感到很过意不去……然后谈话进入正题。

毛泽东请尤金提提意见，说这对“作者今后正确理解和分析具体事物将会非常宝贵……”

“毛泽东同志，我们仔细拜读了您的大作，”尤金说，“它有着深刻的科学性，在理论上也很成熟。由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具体实际的透彻了解，才能对局势作出客观的评价，指导党进行无往不胜的斗争……”

“尤金同志，谢谢你，你太客气了……我这些粗浅的东西实在不敢当。这些都是在长征途中和战斗第一线仓促写成的，手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大家加工修改。”毛泽东轻轻地说。

“您太谦虚了，毛泽东同志，您对自己的作品过于自谦，我没有发现什么严重错误，只是个别地方作了一点记号，写上我个人的想法……”说着，尤金翻开笔记本，提出几个意见，并指出具体哪篇文章，哪一段，第几页。担任翻译的师哲立刻告诉陈伯达教授，陈是中共中央负责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人。陈伯达拿出中文本来查对。

“陈伯达，你对院士的这两个意见是怎么看的？”毛泽东问。

“我仔细听了院士的意见，我觉得他提得很对。不过我们已经对以前发表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改，在尤金同志来到北京之前就更正了。”陈伯达安然回答。他显然知道如何用笔墨来填写空白。

“请你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尤金同志。”毛泽东接着说。

“这里的意见，也是这个精神。”尤金继续引用有关作品，某一段，某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