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参加起草农业合作化的文件之外，陈伯达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据1954年3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在听了陈伯达委员关于宪法草案初稿的说明后，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和修正，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为草案批准公布。

陈伯达说，宪法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起草的，参加起草的不止他一个人。序言是胡乔木执笔的，田家英也参加起草工作，参加讨论的人那就更多了。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中，广泛吸取了大家的正确意见，他只是做“文字理发匠”的工作。

另外，1953年3月9日，毛泽东为悼念斯大林去世而发表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他参与了起草。

虽说他一直把“跟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有一回没有“跟准”毛泽东，差一点出了大事，吓得魂飞魄散。

那是1952年，高岗从东北调来北京，担任国家计委主任。高岗是陕西横山县人，比陈伯达小1岁。在延安，高岗担任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时，跟陈伯达认识。

此后，高岗调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有人说他在东北搞独立王国。高岗调入北京不久，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调到北京做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又有人说高岗与饶漱石联合起来，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52年2月，受毛泽东的派遣，陈伯达曾去东北了解“五反”情况。为此，毛泽东给高岗专门写了一封信：

高岗同志：

为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去长春哈尔滨两处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到后请你给他以指示。

毛泽东

2月27日

高岗看中了“理论家”陈伯达，请陈伯达帮助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陈伯达答应了，为他出了力。高岗正需要一支笔，看中了陈伯达。尽管过去他们没有深交，如今却因高岗的特殊目的，彼此不断有了来往。

幸亏陈伯达从毛泽东那里获知重要信息，赶紧从高岗那里滑脚。1954年2月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中的一段话，语气那般尖锐，表明是实有所指的：

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