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53年10月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在（北京）文津街科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科学院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刊物和其他与加强历史研究有关的事项。参加会议的有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尹达、刘大年和黎澍。郭沫若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讲话说，最近中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由他负责；一个是语言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胡乔木同志负责。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做起。资料书里面，可以先标点重印《纲鉴易知录》。这书分量比较小，通俗易懂，读者便于从那上面得到历史知识。对于办刊物，经过讨论，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组织一个编委会，由郭沫若做召集人，具体工作指定我和尹达负责。陈伯达这时对我和尹达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但有两点，陈伯达没有明白地讲：一、这次开的会是否就是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集会？二、“百家争鸣”方针是党中央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会上谁也没有对这两点提出询问。《历史研究》发刊词是郭老（郭沫若）亲自写的。我和尹达在郭老家里就写些什么内容作过讨论，没有提出陈伯达的讲话，发刊词里自然也没有“百家争鸣”的话。知道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为创办《历史研究》提出的，我记得那是在两年多以后的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康生在怀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回顾那几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其中举的一个事实，是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康生照念了。内容是：“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时，毛主席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