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如陈伯达所言，他关于“百家争鸣”，原本只是“偶然的兴会所至，甚至只是片言只语”罢了。笔者在1939年1月20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上，查到陈伯达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一文，其中便有“万花怒放，百鸟争鸣”这样的“片言只语”。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我们先人伟大的智慧，在春秋战国时代，有如万花怒放，百鸟争鸣，其中最珍贵的，值得我们向世界人类夸耀的，且将与人间共不朽的，就是关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而我们现在就要特别把它们发掘出来。

在毛泽东身边，陈伯达只是扮演谋士的角色。他确实充其量只能提出“片言只语”的建议，定之为方针，唯有毛泽东才能决断。为了说明这一点，陈伯达举了一个例子：

毛泽东同志勇于接受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意见。不管是谁提出的，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对的就是对的。比如，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原来是广东一个省委书记安平生同志说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复员军人提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看到了这个复员军人谈话的简单记录，立即批复交各省负责同志在广州开会时讨论，记得列为这一次会议讨论的第一号文件。随后，这次会议做出了“六十条”的决议。一个普普通通的复员军人的意见，就这样解决了当时在全国已成为难题的问题。

至于在怀仁堂演出的那一幕，康生和陈伯达各怀心思：康生当着那么多人说，“百家争鸣”是陈伯达提出来的，他不是在“表扬”陈伯达，却是把陈伯达放在火上烤。因为康生知道毛泽东不悦于听见这类话——尽管毛泽东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本人如此说则无所谓，别人当众谈论又是另一回事。陈伯达亦深知毛泽东的心态，生怕冒犯虎威，赶紧递条子给康生，矢口否认他曾提出“百家争鸣”之事，作当众更正，以便一笔勾销。陈伯达的这种心态，一如他在为毛泽东起草文件之后，总要销毁自己的手稿一样——他总是在提防着什么，因为那回斯大林给他敬酒所造成的严重的事态，已经深深烙在他的心中。

陈伯达和康生同为毛泽东的谋士，各有各的一套心计。

只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随口说了那几句话，而那几句话被记录在案，所以人们过了30多年才从档案中查到，略知事情的真实经过。在调查者面前，陈伯达才曲曲折折地作了答复。陈伯达是在儒家思想、“孔孟之水”中泡大的，他深知“位尊身危，财多命殆”、“上无常操，下多疑心”的道理，不能不谋求韬晦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