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下批示：

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2月19日

然而，自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苏两党公开爆发了论战。

那是在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已经举行了闭幕式，代表们正准备“打道回衙”。

就在这天午夜，所有代表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接到紧急通知，要他们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出席重要会议。

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现在主席台上。他以口若悬河的演说天才，一口气作了七个小时的报告，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便是著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帜下，强烈谴责“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虽说在十天前，在苏共“二十大”的开幕式上，赫鲁晓夫和代表们一起还曾向“父亲和导师”斯大林肃立默哀！

中共代表团没有应邀出席听取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谭震林、王稼祥、驻苏大使刘晓。翻译为师哲。

苏共事先跟中共代表团打过招呼：由于一概不请外国代表团参加，也就不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了。

不过，对于中共，苏共还是“优待”的。赫鲁晓夫刚作了秘密报告，苏共中央联络部就派出联络员，手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记录稿，向中共中央代表团通报。当时，苏共的联络员一边念，中共代表团的翻译师哲当场进行翻译。另外，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记录员还进行了速记。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中共代表团深为震惊。

据师哲回忆，朱德最初的反应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到这里是来做客的。”

邓小平则说：“这样对待斯大林是胡来！”

谭震林说：“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但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

苏共“二十大”之后，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专门印制150份赫鲁晓夫报告文本，并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团一份。由于朱德还要去苏联南方访问，谭震林留在莫斯科治病，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由邓小平带回北京。

在同机返回北京的时候，师哲曾几度提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邓小平始终默不作声。后来，师哲明白，邓小平在未向毛泽东汇报前，在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前，不愿多谈论此事。

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组织人员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报告的中文单行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分送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手中。1956年3月17日晚8时，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首次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进行讨论。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与中共“八大”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不同。中共“七大”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设“五大书记”，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任弼时在1950年10月病逝后，补入陈云。中共中央七届政治局没有设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实际上相当于常委，“五大书记”，亦即“五大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