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陈伯达挂了一连串的“副”职，到了1958年5月25日，才获得一项正职任命。

那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增选了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五天之后——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便问世了。白色封面上印着鲜红色的毛泽东手书的“红旗”二字。

创刊号的阵营如下——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

陈伯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张闻天：《关于美国经济危机》；

柯庆施：《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

王任重：《依靠群众势如破竹》。

据陈伯达回忆，虽然决定出版《红旗》是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才做出正式决定，但是筹备工作早就开始了。

创办一个理论刊物，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最初，陈伯达并不想办《红旗》这样的政治理论刊物，却是想办学术性理论刊物。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的办刊设想。这样，陈伯达只得放弃了办学术性刊物的意见。

《红旗》的发刊词是陈伯达写的。写好之后，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1958年5月24日写下批语：“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红旗》的刊头，理所当然，请毛泽东挥就。

在1958年5月24日，毛泽东就题写《红旗》刊头，致函陈伯达：

伯达同志：

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

毛泽东

5月24日上午

毛泽东很认真地为《红旗》题写刊名，竟写了20多幅！

毛泽东在所写的不同的刊头字体旁，分别注明：

“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比较从容。”

经过陈伯达和编委们细细品评毛泽东为《红旗》刊名所作的20多幅书法作品，最后选中了那幅“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的刊头。

《红旗》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编委会的阵营颇为强大。第一届《红旗》编委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张闻天、胡乔木、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舒同、李达、周扬、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许立群。这个编委会，可以说囊括了当时中共中央的“笔杆子”。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也就成了这个“秀才”班子的头儿。

后来，又任命了四位副总编辑，即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

第一次编委会在居仁堂召开。开会时，发生一桩小小的误会：来了两个李达！原来，同名同姓，有两个李达。一个李达，字永锡，号鹤鸣，乃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主编过中共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这个李达是《红旗》编委。另一个李达，原名李德三，乃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发开会通知的人弄错，给这位李达上将也发了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