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父亲都极有音乐天赋，尤其对古典音乐更是情有独钟。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父亲和母亲一起合奏出的美妙音乐之声。父亲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小提琴手，而母亲则是一个同样出色的钢琴师和歌手。她可以用好几种语言演唱，但是更钟情于德文歌曲，因为用她丰润的女中音唱德文歌曲真是妙不可言，让人不得不陶醉其中。

我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926年，那时我三岁。父亲还是一个业余摄影师，所以在我家前廊的后面有一间冲洗照片的暗室。这个暗室对我有着神秘莫测的吸引力，我总是偷偷地从一个角落里往暗室里窥视，却从来不敢走进去。儿时的我还是一个相当固执的孩子。一天，我尿湿了裤子，却谎称是我的姐姐艾莉娜弄湿的。父亲被我蛮横的谎言激怒了，一气之下把我关进了暗室里，以示惩罚。我哭号着、尖叫着，用两个小拳头不停地捶打着暗室的门，整个身体因恐惧而不住地颤抖。好在父亲并没有把我关得太久，但是那一次在黑暗中所经历的恐惧却使我终生难忘。虽然这样的惩罚对一个小孩子不免有些严酷，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让我认识到了说谎的严重性和丑陋性质。

早年生活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开心的回忆，是父亲常常跪在床边祷告时的情景。对我们几个孩子而言，他每次祷告好像都要花去几个小时的时间，耐不住性子的我们总是在他没有完成祷告之前就跳到他的背上，迫使他同我们一起玩耍。他那虔诚祷告的形象后来成为我一生的榜样和鼓励。

我的父亲1895年生于爪哇，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国人，母亲是一个荷兰和印度尼西亚混血人。祖父母为父亲起名为“塞莱斯廷”，他的成长环境非常法国化，同祖父亨利讲话时都使用法语。祖母珍妮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深受父亲和全家的爱戴。据我所知，祖母的腰身十分纤细，长着一头浓密而乌黑的长发。按照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的生活习俗，祖母在家里的时候总是穿着当地传统的纱笼卡巴雅1——宽松的外衣和围裙。遗憾的是，珍妮死得太早，48岁时就被肾病夺取了她美丽的生命。亨利祖父在他的后半生中一直都没能从他挚爱妻子的早逝中恢复过来——屋里到处挂满了珍妮的照片，两人的卧室更是成为祖父悼念祖母的永久圣地，卧室里的一切都没有丝毫改变，仿佛她仍然生活在他的身旁；那张双人床上依旧铺着带花边的床单，整齐地摆放着白色的被子和两个带枕套的枕头，一切都保持着她离世时的模样。

因为我是在珍妮祖母去世四个月之后出生的，所以我得到了她的名字——珍妮，多么美好的名字——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常常感到自己同她很亲近。我也非常珍视自己仅有的几件曾经属于珍妮祖母的私人物品，尤其是那个小小的皮夹，其中保存着珍妮的一缕秀发。有时候，我会打开这个皮夹，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留下的头发，让自己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之中。亨利祖父是个极重感情的男人。我不止一次想象过这缕头发的来历：当他知道自己的爱妻病入膏肓，已经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就趁她熟睡之时悄悄地从她头上剪下了这一缕发丝，作为他怀念她和永久珍藏的遗物。祖父美丽的家园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夷为平地，但是这个小小的皮夹却因为一直随身携带在祖父的胸前而得以保存下来，直到他过世时才传到了我的手里。

亨利祖父是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偶像。他在刚刚20岁的时候只身离开法国来到爪哇，很快就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此外他还会说一口带有美妙法国口音的德语。他还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笔直。即使在77岁高龄的时候，他也同样坚持每天锻炼，不用屈膝就能轻松地弯下腰用双手触及自己的脚趾头！

每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总是在祖父位于中爪哇班多恩干的家里度过整个假期。那里还是一个“乡村公园”，位于欧恩加兰山的山坡上，海拔900多米，是祖父一手创建起来的度假胜地。母亲也会在假期里来到这里小住，以躲避泽比灵炎热而潮湿的天气，享受一下山中凉爽宜人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