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祖父在班多恩干的这座漂亮的房子也因此成为我一生中永不磨灭的记忆。那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地上的装饰地砖和各处摆放的地毯，墙上那些家中男仆每天入夜时都会以仪式般的庄重神态点亮的煤气灯，挂在墙上的照片和各种装饰品，前廊上的几把藤椅和桌子，以及我们经常在那里享受的饭后甜点和一杯接一杯的冷饮，这一切的一切虽已恍若隔世，但是在我心里却又历久弥新。

在那间宽敞起居室的一角摆放着一张大书桌，祖父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这张书桌前。书桌上摆满了家庭成员的照片。工作不是太忙的时候，他会允许我们坐在他的腿上，指着桌上的一张张照片为我们讲述他的陈年旧事。虽然有些故事我已经听过许多遍，但是每次讲起来我依然听得心醉神迷。对我而言，那张书桌就是祖父家中最重要的一件家具，每次看到它我心中就会油然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在书桌的对面摆放着一个画架，画架上是一幅巨大的珍妮祖母的照片，两旁各自摆放着一小盆紫色的大岩桐花。

亨利祖父的妻子去世以后，贝茨姑妈充当了家中女主人的角色。她默默地在祖父的房前屋后操持家务，脚上始终穿着一双拖鞋，走起路来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那声音至今仍在我耳旁时时回响。贝茨姑妈长着一头椒盐色的头发，她总爱把它们挽成一个圆圆的发髻挂在脑后，可是那个发髻又始终挽得乱糟糟的。她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总是一成不变的，不外乎那两件花裙子，一件是深蓝色的，另一件是紫色的。贝茨姑妈虽然有些与众不同，但是我们都很爱她。珍妮死后，她接管了家中的全部家务，对我们而言她就如同当年的珍妮祖母一样。贝茨终身未嫁，她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全心全意地疼爱我们，甚至于每当我们惹了麻烦不免受到祖父惩罚的时候，她也总会站出来为我们遮掩。

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贝茨姑妈突然一病不起，那年我19岁。我当时恰好住在祖父家里，能够照顾病重的姑妈让我感到宽慰。后来，她安详地死在了我的怀抱里。姑妈的遗体躺在她的床上，那一夜我一直静静地守候在她的身旁，悲痛欲绝地看着人们为她做了最后的梳妆打扮。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死人，也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的痛苦。贝茨姑妈的遗容看上去是那么的安详，她生前脸上的皱纹似乎都完全消失了。就在这一时刻，我感到自己对她的爱变得愈发深厚了，于是我拿起梳子仔细地为她梳理头发，然后从她的花园里摘来一朵兰花，轻轻地放到她叠在胸前的双手中。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感贝茨姑妈是幸运的，虽然英年早逝让人痛惜，但是却使她免遭了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好几年痛不欲生的非人生活。

祖父家的房子十分宽大，不仅足以满足我们全家人的需要，即使是我那些住在巴达维亚1的堂兄弟、堂姐妹们一起到来的时候，也仍然绰绰有余。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的时间主要都是在网球场和两个游泳池中度过的（两个游泳池一大一小，大的长50米，小的长20米）。我们也喜欢爬山，而且总是为了抄近路在雨林中穿行，所以每次两条腿上都布满了划痕和爬满了长长的黑色水蛭。于是，我们就点燃火柴一个个地烧它们的身体，直到把它们全部清理干净。回到家的时候往往已是接近傍晚，大家又再一次跳进游泳池里嬉戏。我至今还记得跳入水中的一瞬间全身皮肤所感到的那种刺痒的感觉。

夜晚，我们大家又会围坐在一张桌子前玩游戏，亨利祖父则独自坐在他那张书桌前处理信件和种植园的日常文字工作。他天生就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教我们唱过许多法国歌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坐在他的腿上，听他唱法国儿歌。每个星期天的早上，祖父都会用留声机播放法国的国歌，他会打开大喇叭，让《马赛曲》响彻整个庭院。亲爱的老亨利就是这样，在内心里他始终还是一个法国人。在这个美好的庄园里度过的那些数不清的周末和假日，是我最为珍视的记忆，我只希望天堂里也能保留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同亨利祖父在班多恩干的度假胜地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