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最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在作风纪律方面，《规则》要求国务院领导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不要地方负责人到机场、车站、码头及辖区分界处迎送，不要陪餐；不吃请，不收礼，等等。中央领导率先自律，那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地方该怎么办。

对官员“热情”地迎来送往，在我们已是一项传统。乾隆二年，侍郎赵殿最曾经建议：上司、钦差所过地方，“止许佐贰杂职于城外驿亭迎送，其正印各员非有公事传询，不得轻迎出城”；并“禁止教官率领文武生员迎送道左，以杜奔竞之风”。佐贰，乃辅佐主司的官员，也就是知府、知州、知县的辅佐官。正印官员，犹言重要职位的官员，那是明朝定下的规矩：重要职位(比如御史)铸有二印，其一由职官本人掌管，谓之“副印”；另一藏于内府，谓之“正印”。从赵殿最的建议中，我们不难捕捉当时官员之间迎来送往的信息：不仅“一把手”要出城迎接下访或过往的方面大员，而且还要出动学生夹道欢迎。可惜《清史稿》里没有赵殿最的传，令我们不能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只简略地知道他是康熙时的进士，在雍正、乾隆朝都当过工部尚书。赵殿最能把迎来送往视为“奔竞”，说明这个人很有识见，或者很有直言不讳的气概。

讲到迎来送往不能不提及海瑞。海瑞有刚直不阿的一面尽人皆知，他还有生活非常俭朴的一面，当淳安知县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一个知县买二斤肉给老娘过生日，成了新闻，可见其节俭程度。可贵的是，海瑞在公帑的使用上同样如此。《明史》记载，胡宗宪的儿子过淳安，因为感到怠慢，“怒驿吏，倒悬之”。海瑞有他的惩治办法，故意说：“向胡(宗宪)公按部(即巡视部属)，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这句话的逻辑是：老子定的规矩，儿子最应该清楚，也最应该照办，那么眼前这个肯定是冒牌货。对冒牌货当然就可以不客气了，胡公子一路上捞了不少，被海瑞“发橐金数千，纳之库”，同时“驰告宗宪”。以其父之道还治其子之身，把胡宗宪弄得哑巴吃黄连。

胡宗宪这个人值得多说两句，因为他与前些日子“汉奸墓”事件的主人公王直有点关联。早两年一帮日本人集资在安徽歙县修建了王直墓，两位来自苏、浙的教师气愤不过，自备斧头和榔头跑去那里给砸了，他们认定王直是汉奸。王直，《明史》作“汪直”，是不是汉奸，有一点争议，但《明史》是确认了的。如《胡宗宪传》云，嘉靖三十三年(1544年)胡宗宪出按浙江，值“歙人汪直据五岛煽倭入寇”。胡宗宪和汪直(从《明史》叫法)是同乡，乃用招安的法子，“释直母、妻于金华狱，资给甚厚”；汪直“心动”，先派养子汪滶跟官军共同抗倭，打了几个胜仗。但招安了的汪直终被下狱“论死”。胡宗宪的主要事迹就是平定两浙倭寇，抗倭名将俞大猷还是他的部下。胡的受人诟病之处，首先在于他“多权术”，因赵文华而结交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女子珍奇淫巧无数”，并倚仗靠山，“威权震东南”。其次在于他“喜功名”，对倭寇的一点小胜便沾沾自喜，“论功受赉无虚月”，因而有人说倭患不能灭绝，在于他“养寇”。有一次他被人弹劾贪赃敛财，却这样辩解：“臣为国除贼，用间用饵，非小惠不成大谋。”违法的事变成了合法的。逻辑上看，胡宗宪有那个骄横的儿子顺理成章。

其实，不仅是胡公子，就是都御史鄢懋卿过淳安，海瑞同样“供具甚薄”。这个“薄”未必是海瑞的故意行为，恐怕就是执行正常的接待标准吧。鄢懋卿也是严嵩父子的红人，因此忝列《明史·奸臣传》。这个人平日里生活极其奢侈，“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他出去走一趟，“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找12个姑娘抬着，“道路倾骇”。所到之处，无不“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御史林润曾弹劾他五大罪状：要索属吏、馈遗巨万，滥受民讼、勒富人贿，置酒高会、日费千金，虐杀不辜、怨咨载路，苛敛淮商、几至激变。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的他，在淳安被怠慢，当然“忿甚”，不过他“素闻瑞名，为敛威去”，不着急报复。回京后他即鼓动巡盐御史袁淳用别的理由弹劾海瑞，并把此前跟慈溪知县霍与瑕——“亦抗直不谄懋卿者也”——的过节一起来个秋后算账。

生活中似海瑞的骨鲠之士毕竟不多，比鄢懋卿跋扈的也更大有人在。明宪宗时都督过兴镇广西还，道经祁阳，“怒知县李翰应接不以时”，竟叫儿子率部卒拽李翰及其子撞掠之，至二人“俱死河下”。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导致迎来送往不能保持在“规定动作”层面的，岂止是奔竞之风？

2005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