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啦啦，国内图书市场一下子冒出了不少伪书。什么是伪书？2月26日，上海书城举行了《达·芬奇密码》盗版换正版活动，像这样的书，毕竟还有李逵与李鬼之别，而诸如引领风骚一时的《执行力》、《没有任何借口》等，并没有“蓝本”可言。《执行力》的第一作者——“哈佛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保罗·托马斯”根本属于子虚乌有之人，这本发行了200万册的玩意，乃国内几位人士从已经出版的各种文字中，东拼西凑“攒”出来的。

有报道认为，自2004年下半年开始，伪书像SARS病毒一样蔓延，传播速度之快、面积之大，可谓史无前例。当然这是就伪书的规模而言；倘若就伪书的历史来考察，追溯的年代那可远了。举著名的说，隋初秘书监牛弘上表奏请开民间献书之路，被文帝杨坚采纳了，因为有“献书一卷，赉缣(缣即绢，朝廷用为货币或赏赐的礼物)一匹”的回报，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有个叫刘炫的，“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作伪是为了“赏”，也就是为了钱，性质和今天的可谓完全一样。这是伪书的一种。宋太祖时“诏禁谶书”还引出了另外一种，那就是针对唐朝李淳风的《推背图》所采取的措施。《推背图》图文并茂，但语句多模棱两可，若明若暗，预言后世兴亡治乱之事，是典型的谶书，今天有人说它甚至先见了当代的海湾战争。而号令之后，因为“民间多有藏本”，禁不胜禁，太祖于是想出了“混之耳”的主意，就是也出版一种《推背图》，“紊其次而杂书之”，不仅把书的次序打乱，而且还添加佐料，与真本并行，以此制造混乱。“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可见这一招在当时很奏效，不过宋太祖此举显然不是为了破除迷信。

牛弘提议民间献书，鉴于当时国家的图书收藏少得可怜，“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他认为这是迭经战乱的后果，因此还总结了历史上书籍所遭受的五次厄运：一，秦始皇焚书；二，西汉末年“长安兵起”；三，东汉末年“西京大乱”；四，西晋末年“京华覆灭”；五，也就是最近，南朝梁元帝萧绎看到“周师入郢”，来个一把火了事。到了明朝，于慎行继续就此感慨：“古时书籍甚多，如历代《艺文志》所载，后世所见者，十之一二。世徒恨三代之书烬于秦火，不思自汉至今，其为秦火者，又不知其几矣！可胜叹哉！”牛弘没有想到，隋初以及经过后来炀帝聚集起来的图书，命运同样如此。隋炀帝虽然是个暴君，但好读书，至于“增秘书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他也喜欢藏书，整理图书，“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以至蒲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妙，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与此同时，还把西京长安原有的三十万卷藏书，“除其重复猥杂，得正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令于慎行感慨的是，经过隋末战乱，又剩下多少呢？明军攻克元大都时，朱元璋命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尽解金陵”，这是把工作做在头里了；后来也“诏求民间遗书”。毫无疑问，战乱已逼使“诏求”成为开国者的“规定动作”。

牛弘括书，对献书者“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引出了如刘炫之流的见利忘义者。刘炫算是个学者了，著作很多，《隋书·儒林传》里记载了不少书目。这个人可以“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有遗失”。他曾在一次应聘时这样概括自己：对《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等等，“并堪讲授”；“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覈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但似学富五车的人物一旦干出制造伪书的勾当，在当时的欺骗性、对后世的贻害性无疑也就更大。宋朝的邵博说：“今有《连山易》，意义甚浅，岂炫之伪书乎？”当然，刘炫在当时就是露了马脚的，“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隋炀帝继位后，牛弘“引炫修律令”，他才再次出山。牛弘对刘炫的态度很值得玩味，是刘炫确为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是牛某亦曾因其作伪而受益？

历史上，伪书现象拷问出刘炫们的见利忘义；在今天，伪书现象又拷问出什么？3月2日的《人民日报》为此出了讨论专题，集而纳之，拷问出版诚信、出版规范、原创能力。《菽园杂记》里谈到了明朝出版业，说当时“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花很多钱，出“无益”的书、用以“馈送”的书，与伪书一样值得关注。

2005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