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一则消息，深圳有位先生把小偷当做菩萨来拜。他在办公桌上立了一个牌位，每天早晨还没来人的时候先对着祈祷。牌位由三张纸板做成相架状，正面画着一个长着三只手的男子，下面工整地写着“小偷菩萨，请您不要偷我家，我为您忏悔”。报道说，该先生1998年从河南老家到深圳来创业，七年间被偷了近20次，光自行车就被偷了九辆。供奉小偷牌位，是“希望能感化小偷”。

“夜静穿墙过，更深绕屋悬。偷营高手客，鼓上蚤时迁。”这是《水浒传》里小偷时迁的出场判词。专门在“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跳篱骗马勾当”的时迁，因为偷了报晓的公鸡，无意中惹到祝家庄头上，还引发了一场战争。但晁盖显然是看不惯小偷的，他要斩了乞援的杨雄、石秀，理由是“新旧上山的弟兄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这倒真是冤枉了两位，其实那是时迁“到后面净手，见这只鸡在笼里”，就顺手给牵了来，杨雄当时曾说：“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脚！”石秀也笑道：“还不改本行。”所以，最后“惹得群雄齐发怒，兴兵三打祝家庄”，不是为了营救被捉的小偷时迁，而是因为祝家庄“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的旗帜太过嚣张。上山后，时迁立了几次大功，比如大破呼延灼的连环马，前提是“汤隆赚徐宁上山”，再前提就是“吴用使时迁盗甲”。饶是身怀绝技，时迁在一百单八将里也只是排名倒数第二，因素固然很多，但时迁的小偷身份怕是其一。

感化小偷，前人多有为之。《玉壶清话》载，宋朝王昭素是个“行高于世”的人物，怎么个高法呢？他上街买东西，不讲价，“随所索尝其值”，人家要多少就给多少。有一次卖东西的人说，刚才要的价其实高了，王说，你还是把钱拿着吧，“免陷汝于妄语咎”。吃亏的时候也还为他人着想。但从此之后，他买东西也没人再蒙他，大家互相转告：“王先生市物不可虚索。”有天晚上，一个小偷跳进他家院子，因为王家准备修房子，院子里堆满木料，小偷正琢磨怎么进来，察觉了的王昭素“尽室之物潜掷于外”，并且对小偷说：“速去速去，恐有捕者。”弄得小偷很惭愧，“委物而遁”。这件事的结果是“乡盗几息”。这两件事，说的都是感化的力量。

张翰《典故纪闻》里有一则记叙他先祖的事迹，其中之一也是感化小偷。当然，在张翰眼里，像王昭素一样，放纵小偷也是一种美德。张翰说先祖有天夜归，“觉神阁有声，燃灯照见一偷儿藏身其上”，这老人家便大喝了一声，但不是“抓贼”，而是“何事误登吾阁！”这个“误”字用得极妙，因之才有喝罢的“接以梯，令下”，且安慰小偷说：“无恐。”老人家怕小偷白来，“袖有数铢金，取而授之”，然后“开户放出”。这老人家就是把小偷当菩萨了。由此亦可见时迁的本领，他偷甲的时候，也是在屋梁上弄出了声响，但他马上学出老鼠叫，徐家丫鬟判断是老鼠在厮打，他索性“便学老鼠厮打”，这种声音岂是寻常人物模拟得了的？

但多数人以及法律对小偷并没有这么慈悲。比如说明朝的李骥到河南为官，为了对付小偷，“为设火甲(户籍单位)，一户被盗，一甲偿之”，号召群防群治；并且一旦发现谁当小偷，就在他家门上大字写上“盗贼之家”，让人们戒备。与此同时，作《劝盗文》，“振木铎以徇之”。(木铎是铜质的以木为舌的大铃，旧时宣布政教法令，巡行振鸣以引起众人注意。)用的是铁腕政策。在法律层面，正统年间，大理寺奏：“律载，盗窃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今窃盗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重刺右臂，或不刺，请定例。”就是说，遇到大赦后怎么处置小偷，需要统一。大家议论的结果，赦后三犯者绞。而英宗在拍板时断然否决：“律为常法，赦乃一时恩典，自今窃盗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不论赦，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景泰时，南京守备陈豫等奏请恢复永乐年间的做法，“一家被盗劫，四邻十家助擒之，即获人，赏银五十两，文绮四表里，钞二千贯，各给以盗者赀产。如坐视，四邻各十家均偿所劫，且枷示之，必得盗乃释”。虽然出发点是针对小偷，但如此残酷地殃及无辜，连当时的都察院都“谓其太重，奏遂寝”。

显然，深圳这位先生也是笃信感化的。他自己说，供奉小偷牌位至今，半年中没有再被偷，现在出门心里也踏实了，因此“会一直供奉下去，即使再被偷也会继续”。然而感化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有多大的功效，很值得怀疑。现在，好多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动辄提出立法，正映射了对感化力量的毫不自信，甚至否定。

2005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