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书画大师启功先生非常幽默。一次他外出讲学，主持人“请启老做指示”，他接上去说：“指示不敢当，因为我的祖先活动在东北，是满族，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所以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说’。”1978年，正值66岁盛年的启功先生给自己撰写过一篇《墓志铭》，同样令人捧腹：“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墓志铭，乃旧时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是一种盖棺定论性质的文字。墓志铭大抵都是由他人撰写，别看只是个人生平，这类文字一样可以写得很出彩，高步瀛先生选编笺注的《唐宋文举要》里，有不少文章都归此类，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皇甫湜的《韩文公墓志铭》等。为好友、为老师撰写墓志铭，往往当仁不让，而没有这些层关系的，也想得到名人的墓志铭，就要有润笔。皇甫湜给人家写东西，价码是“每字三匹绢，更减八分钱不得”。韩愈也因为老干这种事，颇受后人诟病。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晏殊的曾孙晏敦复给一位士大夫作墓志铭，写完了给朱希真看。希真说写得好，“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敦复苦问之，希真乃指“有文集十卷”之后说，这个地方欠“不行于世”，敦复于是补上了“藏于家”三个字。不难想象，晏敦复也是在应付一个半吊子官员。

给自己预撰墓志铭，在不少历史名人身上也曾发生过。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在其著作《中国的自传文学》中，把作者本人生前自撰的墓志铭视为虽然没有显示自传字眼，但同样属于一种特殊的自传性质的文字；说它们相对客观真实，甚至有些要比那些扬揄自己的传更实事求是，更切近真实的“自我”。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唐语林》载，裴度自为墓志铭曰：“裴子为子之道，备存乎家牒；为臣之道，备存乎国史。”杜牧的有“嗟尔小子，亦克厥修”句子，此外白居易、颜真卿等也都是自撰。这几位的自我评价就都比较准确。比如裴度，他在宪、穆、敬、文宗四朝历任显职20余年，“执生不回，忠于事业，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又比如白居易，他的《醉吟先生墓志铭》说自己：“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他把中年亲近高僧、勤习禅法也写了进去，说自己“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再比如颜真卿的“天之昭明，岂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何其掷地有声！当年，李希烈谋反，宰相卢杞乘机铲除异己，要德宗派颜真卿去传圣谕，招降纳叛——实际上等于把真卿送进虎口。真卿果然被执，他对前来游说的人说：“若等闻颜常山(杲卿)否？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师，后虽被执，诟贼不绝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师，吾守吾节，死而后已。”在出发的时候，颜真卿已知此行结局，“度必死，乃作遗表、墓志、祭文”。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某公”在宋朝章献皇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密进《武氏七庙图》”。那意思显然是劝她乘机把赵官家的江山给夺了，像武则天把唐改成周一样，把赵姓改成皇后的刘姓。皇后一把把七庙图给扔了，气愤地说：“我不做负祖宗事。”仁宗那时年纪尚小，也知道“某但欲为忠耳”，不是忠于“县官”，而是忠于“现管”。因此后来仁宗常常说起：“某心行不佳。”但那人最终官当得不小，邵博想借此称赞仁宗盛德大度，“不念旧恶”。但这人死后，“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为什么那么写呢？“受润笔帛五千端云”。邵博在这里“某”来“某”去，我猜那两个人一定都是当时响当当的“正面人物”。由此，还可见润笔催生出来的墓志铭的不可信程度和危害程度。

陆容《菽园杂记》载其同年吴俊刚刚登第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死，大书一名于墓前，云大明吴阿懛之墓。若书官位，便俗矣。惜乎，韵无此字，人亦多不识。”这个“韵无”的“懛”字，大概是杭州的方言字，痴、笨的意思。吴俊不拘小节，杭人呼之吴阿懛，吴俊干脆自认。陆容认为吴俊“虽出一时戏言，亦可见其旷达”。这让我想起上周拜谒新会(今属江门)陈垣故居，那里有两处启功先生题字，一为“陈垣故居”门额，一为庭院内的“陈垣校长像”。陈垣先生固然做过辅仁大学校长，也做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塑像也是由北师大广东校友会立的，说得没有错；但“校长”二字用在这里，终究觉得俗了一点。当然，后面几例已经超出了墓志铭的范畴。

2005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