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一夜之间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人物。8月29日，他严厉批评了天津、海南等8个省市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几年来的几乎毫无作为；9月1日，教育部联合财政部对外宣布了针对不落实教育部政策、“群众反映强烈的地方和高校”的“惩罚性措施”，张保庆被媒体称为“罕见地批评地方官员，用词之严厉，近十年来少见”。通气会上，他还这样告诉与会的各大媒体：“我们也不愿得罪人，我们是迫不得已。”(9月8日《瞭望东方周刊》)

南宋吴芾在总结自己为官的历程时，说过类似的一句话，不过口气没有张保庆那么委屈，而是比较决绝：“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把百姓和上司放在一起比较，更看重百姓，这是吴芾的可贵之处。那么，吴芾是不是像好多其他官员一样，什么话漂亮说什么，什么话能达到哗众取宠的效果说什么，而行动起来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乃至令人不齿呢？可能不是。史载吴芾“立朝不偶”，先后在六个郡任地方长官，所到之处“吏莫容奸，民怀惠利”。

心中如何记挂百姓，平素的表白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然而只有在对上官负责还是对百姓负责发生冲突时，才最能检验表白的真实或虚伪。《庸闲斋笔记》记载清朝道光年间广东知县吴昌寿，政声卓然，被称为“吴青天”，谈及如何获得民心，他说：“无他伎俩，惟实心任事，不要钱耳。”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贪，似乎很轻易，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对谁负责的问题。对上官负责，而实心任事，可能吗？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苏州一个知县的孩子“方在孩抱，偶出痘疹”，结果引得乡官们兴师动众，争相进县问安。《杨文公谈苑》里有个叫刘鋹的，有一天“自结真珠鞍勒，为龙戏之状”，献给宋太祖。鞍勒，也就是马鞍子和笼头，这两件小玩意，让刘鋹很下了番功夫，手艺之精巧，令同僚“皆骇伏”。不难想象，这些乡官、这个刘鋹，在同时面对上官和百姓的时候，怎么可能会得罪前者呢？好在宋太祖拿刘鋹当了反面教材，对左右说：“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

只有一心想着百姓的人，才可能“宁得罪于上官”。《四友斋丛说》另载，明朝的正德皇帝南巡，驾至淮安，知府薛赟拍马屁到了“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的地步，不仅如此，还把皇帝的路过看成了捞一把的机会，连拉船的纤绳也“皆索民间绢帛”，以至“两淮为之大扰”。而驾过扬州的时候，知府蒋瑶就不屑于这一套，他说：“沿河非圣驾临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毁坏民居？”并且说如果上面怪罪下来，由自己顶着。正德的宠臣江彬传旨要扬州报大户，蒋瑶当然知道用意所在，就把两淮盐运司、扬州府、扬州钞关主事和江都县给报了上去，不是衙门就是职能部门的头头，他的答复很干脆：“扬州百姓穷，别无大户。”江彬又传旨朝廷要选绣女，蒋瑶说扬州只有三个绣女，那就是自己的三个亲生女儿，除此“民间并无”，如果“朝廷必欲选时可以备数”。当时，皇帝的随从都认为扬州繁华，可以借机打抽丰，弄点特产什么的，也被蒋瑶一一予以回绝。蒋瑶“宁得罪于上官”，扬州百姓才得以安然，扬州也才得以“安堵如故”。在他升迁的时候，扬州百姓“争出赀建祠祀之”，是毫不奇怪的。

明朝万历年间，户部尚书张孟男因为征收矿税而有过深深自责。张孟男本来是极力反对征收的，曾因此“五上章乞归”，不干了就是，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后来，“矿税患日剧”，张孟男更“草遗疏数千言，极陈其害”，他深知此项征收早已远远超过百姓的承受能力，收上来的，“皆鬻男市女、脧骨割肉之余也”。张孟男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臣以催科为职，臣得其职，而民病矣。”得者，尽也；病者，贫困也。《管子》云：“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那么张孟男的话就非常容易理解：自己尽职了，上官高兴了，而百姓却遭殃了。所以张孟男在“不胜哀鸣”之余，深深自责道：“聚财以病民，虐民以摇国，有臣如此，安所用之。”倘若各级官员都有这种可贵的“民病”意识，就不会因为执行的是上官的旨意而盲从、而心安理得了。

在《四友斋丛说》中，何良俊还转引了《菽园杂记》里的一段话，说时下这些当官的，“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事？”并由此导出了一个结论：“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何良俊极其认同这一说法，以为对许多官员来说，“省之不能无愧”。何良俊所言应该反省的，当然是那些眼睛只盯着仕途，“与其得罪于上官，宁得罪于百姓”的家伙。说到最后，张副部长的那句话我很不爱听，主管部门在今天纠正属下的错误，怎么还叫“得罪”、还叫“迫不得已”呢？

2005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