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保所率军队乃从各地抽调而来，其中带领山东单县乡勇的叫黄良楷，此人“极不安顿，奸淫抢掠，无所不为”。黄良楷出阵作战时，随营亲兵把他的酒菜盛在食盒里跟随，士兵们在前线作战，他在帐外饮酒作乐。太平军见状，突然冲往黄的营帐，黄大窘狂奔。太平军把黄的营帐焚毁，并把他来不及带走的顶戴拿去，钉在城墙上以示羞辱。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无能之辈，却被清军将领们认为是奋勇之士，乃至于张集馨长叹，“真不值一笑”。来自吉林的几个骑兵，在驻地附近的庄稼地里，纵马食麦，并闯进村庄敲诈勒索。村民们气不过，把这几个骑兵绑起来痛打了一顿。骑兵们回到军营，向胜保哭诉挨打，胜保不问事情因由，即令一位副都统率兵三百，打算血洗村庄。幸好村民们事先逃到了附近山上，才免遭一劫，然而他们的房屋悉数被烧毁，财物悉数被抄掳。

兵无斗志，反成公害。张集馨曾以粮道的身份，参与了清军对太平军李开芳所部北伐军的围剿，对清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的各种荒唐情状，屡见不鲜。是故，在年谱里，这类记载比比皆是。有胜保这样的大帅，也就必然有恭钰、尹绍烈和黄良楷这样的将领，有恭、尹、黄这样的将领，也就必然有了无斗志反成公害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

清朝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个体系。其中，八旗略似于中央军，绿营略似于地方部队，两者都属于正规军。两者之外，还有民兵性质的乡勇。清末战乱频仍，朝廷四处用兵，渐渐捉襟见肘，因此各地纷纷招募乡勇送往前线。然而，这些近似于乌合之众的乡勇，非但不能成为国家机器的有效组成部分，反而成为民间之祸害。以天津为例，此地民风浮动，闲人极多。年轻男人大多以娼赌为业，“俗名混混子”，他们被招为乡勇，目的不是为了报效国家，而是“贪图口粮”，此外，还可“借勇名以肆其攘夺耳”——希望以军人的身份帮助他们巧取豪夺。因此，这些乡勇私斗则勇，真正冲锋陷阵，却怯弱无能，以这种人组成的军队为国之干城，岂有不败之理？

乡勇如此，八旗兵和绿营兵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清初到道咸时期两百年的承平，当年英勇善战的满州铁骑早已腐化堕落为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此外，由于清政府所施行的优待旗人政策，满兵的跋扈横行更在乡勇之上。张集馨在代理太原知府时，太原城驻防的八旗军“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以至于市民都把八旗兵居住的满城称为梁山泊。地方官对八旗兵的违法行为，根本不敢过问。有天晚上，几名八旗兵违禁闯入大街栅栏，负责看守栅栏的更役依照规定不肯打开，八旗兵就用石头将更役打伤。次日，县令李廷扬和理事通判麟耀对此进行会审。麟耀是旗人，他不但偏袒满兵，反而把忠于职守的更役杖责痛打。虽然民众对此议论纷纷，但“未敢争也”，而满兵“益无顾忌”。不久，李县令带了一个仆从上街查夜，在一家旅店门口，几名八旗兵跳将出来，拉住李县令就是一顿痛打。李县令急忙亮明身份，八旗兵却假装没听见，反而诬李县令“欲入店强奸”。虽然不明不白地挨了顿黑打，但李县令“深知满营骄悍，不敢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