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就开始寻找，在房间里找到了，我看到了他从弗劳尔斯藏书里拿走的其他书。” 重新找回这么多贵重的珍秘善本，夏普颇感宽慰，但他也回忆起，有一种大受侵犯的感觉。“我们在图书馆工作的人，每次把书拿到某人的书桌上，都是出于一种互相信任，我觉得这个最重要。这就是我认为整件事用心险恶的原因。而这个人选择了贬低互相信任，而这个正是公共机构收集信息的重要之物。我们尽力让他人自由地、无拘无束地获得信息，我认为他背叛了这一切。我觉得真正让我恼火的是这个人利用了这种方便来占便宜。”

夏普和同事试图搞清楚布隆伯格是怎样进入杜克大学安全区域的。夏普说：“我想他偷了我们的一串钥匙，但他不是偷了藏起来。他偷到钥匙之后再仿制，然后归还原钥匙。我记得有一次我找不到自己的钥匙，只能去另一个图书馆区拿备用钥匙，后来那串钥匙突然又出现了。”

布隆伯格跟夏普说他“去过”杜克两次，每次都待上两个星期左右。“我还记得，好几次半夜起来，去图书馆察看，因为防盗系统发出信号说有人入内，让我感到奇怪。我们还想防盗系统是不是坏了，因为没看到有人出去的半点痕迹。可是所有的感应器都是好的，所有的感应器都发出警报并侦测有活动，但是我去那里看，一切似乎又正常。他就是这样直闯防盗系统。”

布隆伯格对拿自杜克的那几本藏书的回忆，验证了在我们去奥塔姆瓦途中他跟我说的一些事情。当时他的命运仍悬而未决，他也仍然把帮助鉴别所偷书籍视为“一个筹码”，或许在审判期间可用来和当局讨价还价。他说：“我知道所有的书来自哪里，他们不知道。”有一次，布隆伯格叫我关掉我的磁带录音机，然后他说道：“你知道那本《汤姆叔叔的小屋》，他们认为我是从哈佛拿的吧？其实，那本书是南加州大学的。”不过就像很多筹码一样，他的筹码也失去了价值；很快调查人员就靠自己确认了这本斯陀夫人的名著初版珍稀本原属于哪家机构。

关于他偷书的事情，布隆伯格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告诉我。但他在为门宁格专科医院所作的一系列个人陈述中提起过。在庭审期间，洛根医生和泰勒医生都提起过这些陈述，但从来没有用作证据。这些个人陈述分为两种：一种的标题是“旅程”，另一种的标题是“传记”。

“旅程”对确定基本事实特别有用。洛根医生设立了一个精确的结构让布隆伯格为其所有“收藏”之旅提供相关信息。洛根让他以月为单位，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回答下列六个具体问题：

你去哪里了？和谁在一起？有没有拿东西？具体拿了什么？在哪个图书馆？为什么要拿走？

第一个记录是一九八六年四月在科罗拉多大学，据布隆伯格说他偷走了二十五到三十本小册子，八到十本书，都是与科罗拉多历史有关的。为什么要拿走？“它们都藏在好看的盒子里，我想看看关于科罗拉多的东西。喜欢那些艺术品似的盒子。”就在同一次旅程中，他还从科罗拉多学院拿走了四五本书，因为他“没有收藏”。接着在九月，他从康涅狄格州图书馆拿走了二十五到三十本小册子，“装订成薄薄的书”。此前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他已经从这里“拿过一些，想要增加藏书以作研究”。

一九八七年，他远赴得州坎顿市的跳蚤市场猎书不下六次，其间还不时到很多地方的图书馆偷书，例如加州、蒙大拿州、艾奥瓦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犹他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在克莱蒙特学院，他偷走了一百七十本书，多半是摇篮本、有关书目和加州历史的藏书。在爱达荷大学，他窃取了五本关于西部历史的藏书。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几周之后，阿普盖特要求查阅《俄勒冈佬日记》），布隆伯格从俄勒冈大学偷走了二十到二十五箱手稿和小册子，另有十五到二十个箱子，内藏“旧股票证书、账簿、信纸笺头、小册子等西部历史资料”。这些文献档案“闲时一览，让人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