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祭祀当然不止上述那些。从开天辟地、抟土造人的盘古、女娲开始，我们可以往下数。炎黄二帝最热，国内有数处在祭祀；帝喾、颛顼等在“五帝”中知名度较低的也在安阳开祭，神农、伏羲，尧、舜、大禹、周朝祖先后稷等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圣王”几乎都有祭坛。其他如文武圣人、药王、医圣、书圣、诗圣，乃至海神妈祖等也会年年享受人间香火。这些祭祀，如果只是民间风尚，虽然有悖于勤俭，但文化多元，似乎不应过多干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大多祭祀都是官员在主持、操作，即使有些是民间协会承办，其间也有官员的身影。

祭祀泛滥，消耗了多少精力，浪费了多少国帑，至今未见统计，但通过电视所展示的规模来看，这个数字绝非小数，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古代地方官有义务率领本地乡绅民众祭祀与本地有关的鬼神，因为古代专制体制，政教合一，官吏身兼三职，他既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也是百姓的父母和师长，因此带领人民祭祀是他的职责。正像逢年过节大家长带领本族子弟祭祀祖先一样。《礼记·祭统》开篇就告诫官员：“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所谓“教化”正是通过祭祀等一系列有关“礼”的活动实现的。

现代社会的官员的身份变了，他是受人民之托，替大家掌握公共权力的。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引言”中规定了中国人民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以无神论为其思想基础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政府怎么能把祭祀作为自己的职责呢？古代官员要在祭祀中全面贯彻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的。祭祀可以“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礼记·祭统》）。总之封建制度伦理在祭祀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对此，我们怎么能熟视无睹呢？

有人说：“现在对祭祀不要那么认真了，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游戏，它有利于吸引眼球；搞好了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嘛’。”其意很明显，就是我们虽然不相信这一套，现在不过是操演一下，吸引一下海外对此有兴趣的投资者罢了。这更是错误的。且不说这样违反祭祀的根本规则，因为“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礼记·祭统》）；另外，在现代文明中不同的信仰者是懂得互相尊重的。有神论者、无神论者、不同的信仰者之间，在文明社会里都能和谐相处。把事关信仰的祭祀活动当作一种文化手段、把文化当作吸引资本的手段则是对对方信仰的亵渎。这样的“文化”是伪文化，伪文化如何能催生正常的经济呢？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