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奇怪而神秘的存在，许多精美的玉的遗物产生在遥远的年代，它们的出现激发了我们的思考。如发现于东北的五六千年之前的红山文化中的玉雕龙，它通体墨绿，作C字形，龙吻前伸，龙首微昂，长鬣飘举，神采飞扬，号称“中华第一龙”，也可以说是玉器最早的杰作；又如出土于江浙的五千年以前良渚文化中的神器——玉琮，它外方内圆，外部雕刻作兽面纹，庄严肃穆，颇有威势，其琢磨精致，纹饰华丽，被视为绝品，其丰富的内涵，仍在耗费着研究者的头脑。然而，制作这些玉器的时代，还没有金属工具，坚硬的玉石是如何被解剖加工的，又是被什么样的工具打磨完成的，令人费解。有的学者认为像玉琮这样神器的制作是要经历数代人的，绝非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仅这一点就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史学家把金属、文字、城池等看作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然而，按此画线，“中华第一龙”“玉琮”等都是野蛮时代的产物，这是不是有些滑稽？野蛮人能够制作如此精密细腻、流光溢彩、富于人文精神的作品？因此，我有点同意有人主张的：设置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志，应该把使用和制作玉器成熟与否考虑在内。的确，我们从晶莹明亮、极具神韵的“中华第一龙”上看到了文明的曙光。玉器的成熟不仅标志着生产工艺的发展程度，也标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水平。

在中国，玉器是古代优美的礼乐文化的重要媒介。那时国家处在雏形状态，它由家族、宗族发展而来，上下阶层的矛盾还不甚尖锐，其规范社会的方法，主要是用礼乐。礼用以分别贵贱长幼，建立政治秩序；“乐”原指乐器，引申为音乐、快乐等。快乐发自内心，音乐歌舞形诸于外，它是古代社群团结凝聚最重要的手段。对此，《乐记》概括说“乐统和，礼辨异”。“礼”太过，则社群之间沟通不畅，易于分裂，这就需要“乐”来协调；“乐过则流”，会导致礼制解体，秩序混乱，这样就需要“礼”来救济。礼乐行之有度，及时互补，在儒者看来这就是既有秩序纪律，又有心情舒畅的和谐社会。礼乐相比，“乐”更带有目的性，因为它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追求。

玉是礼乐的媒介，礼是由祭祀引申出来的，而“礼”字的原始字形就是一个器皿中放着两串玉以祭上天；最早的乐器当属打击乐，而玉磬是上古的重要的乐器之一。玉虽然不等于礼乐（孔子就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但行礼奏乐都离不开玉，它是必不可少的中介。祭祀时，礼能联络神人，上达天听。清脆激越的玉磬，不仅渲染着庄严肃穆的气氛，更能沟通人们心灵，使人们在礼乐的雍容揖让中对生命的存在产生几分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