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礼失求诸野》

一

读明清史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朝廷那么少的财政收入怎么能够维持全国的开支？例如，明朝隆庆年间（1570年左右）朝廷年总收入折合白银约合3078万两；清朝初年，例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总收入2930万两白银；清嘉道年间（19世纪前60年）总收入约为4000万两白银，直到清末财政收入才突破1亿两（海关收入由于请外国人管理，收入陡然激增）。明清还各有一个大财政包袱，明代是宗室，清代是旗人，他们要靠朝廷养着，每年都得数百万两银子打发。明清中叶之后还都面临内忧外患和不断战争，每打一仗少的数十万两、多的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鸦片战争赔款就要2100万银元，折合1千多万两白银。其他开支如皇室消费、官俸、各地灾患（特别是黄河水患，河督衙门每年固定的经费就几十万两银子，有大工程就在100万两以上），维持朝廷和地方衙门运转（每个县每年经费大约在1万两以上，全国1400多个州县，经费支出的大头是吏胥的“工食银”）。上述只是大略说说，但就这些已经不少了，因此入不抵出，开支困难是皇权统治经常遇到的问题，许多变法革新大多是因为朝廷没钱花引起的，如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

我们感慨古代统治成本之低，自然应该想到全国如此之大，必有其统治达不到的领域，比如说，县以下的基层组织。虽然自古“以民养官、以农养政”是个传统，县以下（包括州县衙门的吏胥）村社里甲之类的组织也养成了凡事向老百姓伸手的习惯。他们做事情往往不用朝廷拨发经费，只要皇帝不下旨约束（有时有约束，如乾隆为了平弥白莲教造反，控制流民，要求州县以下要建立“循环二簿”“以及门牌”等制度时就特别强调“其纸笔等费，在于州县办公项内支给”，不许向老百姓摊派）就可以了。这有点像今天有些基层干部要做某一事情，不向上级要经费要政策一样。

既然凡事都要手背向下找老百姓要钱，那么对于基层统治就不能管得太多，只要一不造反、二不抗税、三不成为盗贼的逋逃薮就可以了，用《礼失求诸野》中的话说就是“男人们把庄稼收回场院，打场碾场，把粮食存在囤里，相对就清闲些了。缴纳罢官家税务，叫做‘纳罢官家粮，便是自在王’。晒太阳、抓虱子、道古话、扯闲篇，有的打十番、唱秧歌，有的翻墙头、泡破鞋，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什么政策条律来干涉”。因此也可以说古代的村社里甲（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后者是行政编制）是带有自组织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