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想到别的地方。

开普敦也好，哈瓦那也好。什么样的地方也无所谓，只要是随便世界中的随便土地就可以了。可是当到了以后应干些什么呢？这倒没有认真思考过，也没有一点特别的概念。

要是去了，就不会感到无聊。

我相信是这样。

当1957年，两个年青印第安人从巴西来到美国RCA胜利唱片公司，灌录了他们第一张名为“Sweet and Savage”的唱片。那时他们还是寂寂无闻，和1810年的印第安族没有多大分别。

直到1963年的夏天，纽约WHEW电台的监制缅·金丁，正头痛着替一早晨节目找一段约30到40秒的过场音乐时，他无意中在存放唱片的柜里找到这张唱片，就选了其中一曲作为节目音乐。听众们听过后纷纷去信电台，询问这曲子的来源。唱片公司于是便把它重新包装发行，推出后迅速打上全美国各城市的音乐流行榜。而唱片公司的负责人那时正焦急地大喊着：“快找那两个印第安人回来。”

这是Los Indios的历史。

我坐在冷气巴士里的最后一排，那是一大块的密封玻璃，玻璃隔绝了外界的声音，让巴士和下午阳光在毫不相干下行驶着。巴士不会理会下午，正如下午也懒得看巴士一眼。于是彼此就继续前进。

巴士到它的终站，下午到它的黄昏，夜晚。

车厢中正播放着“Always in My Heart”，那是Los Indios的名曲。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听年老乐队的曲子其实是相当感伤的，当时光流逝，我们就在某个夏天的黄昏里，杜宾狗懒洋洋地躺在安乐椅的旁边，而墙上就贴了一张发黄、带些折痕的《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电影海报。

听年老乐队的曲子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那些还给她的小说，共有七八本。可是实际上她借给我的小说并不止七八本，有些还分了上下册，可是能够找出来的就只有这些。

小说的名称一个也想不起来。那时她时常向我推荐一些小说，还会借给我看，但每次当我接过后就会随便地放在一旁。有时在抽屉里，有时在画桌上。记得有一个晚上，当我怎样也睡不着的时候，会随手拿一本来看。但不知为何，每次看了两行后就再也不想看下去。

“真的一页都没有看完吗？”她问我。

“嗯哼。”

我点起了一根Mild Seven香烟。她看来像一只疲倦的波斯猫。

“工作很忙吧？”

“嗯哼。”她点点头，“最近我们那边接了一项大工程，所以开了数晚的通宵。”

我耸耸肩，没有再说什么。

可能由于现在是上班时间，咖啡店中的客人并不多。和落地玻璃外的行人道对比起来，咖啡室就有如一座从北极飘进了大西洋的巨型冰山，我把侍应唤了过来，要了一杯热咖啡和一个烟灰缸，她则点了冻柠檬茶。

“难道看一下真的很艰难吗？”

“不想干的事就不去办，用不着要勉强啊。”

“当然呀。”她带着一份讥讽的眼光笑着回应，“你不想干的事，谁都不能逼你去干啊。”

“这是我的原则。”

“如果可以的话，你总是希望全世界都来迁就你的‘原则’。”

“我并没有这样说过。”

“但你是这样想。”

“我没有。”

“你知不知道，”她淡淡地说，“你很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