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流行传播也离不开时代的物换星移，不过两本小说的发表时间点对比也不乏很有趣的地方。我的观察则是将菲茨杰拉德和村上春树放于他们身处的时代周期来看，两本伟大的著作都发表在两个社会的烈火烹油之际，却能够透视出即将到来的零落成泥。《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于1925年，是沸腾20年代的顶峰，而一切都在1929年的大萧条年代中灰飞烟灭，至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则是写于1987年，也恰是日本风头最盛的时代，甚至喊出“日本第一”，最后却在90年代之后步入“失去的20年”。

这是巧合，但这两部小说的流行，背后也有其不同时代读者尤其是青年的集体呼应。能从繁荣巅峰看穿萧瑟低谷的可怕预感，大概只有小说家能够敏锐细微而不自觉地感受到。

回头思考，美国梦（甚至可以包含日本梦）就算随风而去，尚有《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浮华时代的挽歌一曲，对比当下，除了层出不穷转瞬即逝的神奇新闻段子，我们的年代能留下什么呢？眼下的现实有时显得太过沉重，似乎也挤压了创作者的想象力。个人感觉国内作家或许最缺不是描写沉重，而是展示轻盈，即使国内最好的小说家似乎也面临这一困境。

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中国可能还没到达上述的美国甚至日本的那一时期，即使日后到了，我对于能否产生《挪威的森林》这一级别的作品也有怀疑，更不用说《了不起的盖茨比》。

毁灭与拯救事实上，不仅是在《挪威的森林》向菲茨杰拉德致敬，村上春树第一部处女作《且听风吟》中就有闪现菲茨杰拉德的身影。至于村上春树本人，他是菲茨杰拉德作品的日本译者之一，评价菲茨杰拉德应该有发言权。他认为菲茨杰拉德本人，“不妨说是美国这个国家青春期激烈而美丽的表露”，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他认为小说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毁灭的美学”，更在于“拯救的确信”。

我很欣赏这一判断。谈到拯救，就不能不说小说中作为希望象征的数次出现的“绿灯”。《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有别的译名，《大亨小传》被吐槽，《灯绿梦渺》少人知道，其实想想来看，绿灯确实在盖茨比的梦想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

盖茨比没见到黛西时，只能隔着幽暗的海水奋力触摸黛西家门口的那盏绿灯，等他再见黛西时，那盏灯的巨大意义消失了，“神奇的宝物已经减少了一件”，又等到一切因死亡与叛变而尘埃落定的时候，绿灯又出现了，“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这里的绿灯，令我不禁想到侯麦的电影《绿光》的传说，“谁能看到绿光，谁就能得到幸福”，简直类似宗教意义上的寻找圣杯，不过这里的宗教情感却又是个人而世俗的，因而也在各个时代，赢得不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