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脏货”矿工们蹒跚着，几乎有点鬼鬼祟祟地走着，步履沉重，摇摇晃晃，似乎头上仍然是坑道顶。身材高大的蓝制服警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跟着。没有人喊叫，因为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别人的存在。但是这三拨人—干净人，脏货和蓝瓶子，每一拨人心里都默默地留下了难堪的记忆。

现在是来到了切斯特菲尔德，它歪斜的塔尖就在眼下。那些回去上工的人并不多，他们鬼鬼祟祟地地结伴而行，蹒跚着走在回家的路上，身后跟着警察。纠察队员们则脸色苍白，或蹲，或靠，或站，默默地聚在一起，苍白的脸上露出某种必败的神情，如同在地狱中一般。

我仍然记得小时候矿工们列队回家的情景。脚步的响声，一张张红润的嘴唇，机敏跳动着的眼白，晃动着的井下水壶，地狱里出来的人们前后招呼着，那奇特的叫声在我听来洪亮而欢快，是矿工们获得赦免般的欢快叫声。那景象令我发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袭幽灵一般。矿工们喧哗着，活蹦乱跳着，那种洪亮的地狱之声是我儿时从其他类男人那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说起来这还是不久前的事儿。我不过四十一岁嘛。

可是大战以后，1920年之后，矿工们沉默了。1920年前，他们身上孕育着奇特的活力，野性而富于冲动，这一点从他们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他们每天下午总是激动地上到地面上来；早晨又激动地下到井下去。在黑暗中，他们叫着，声音洪亮，富于魅力。在湿润晦暗的冬季星期六下午的小型足球赛上，场上回荡着扯着嗓门儿的巨大嚎叫声，那声音充满生命的热情和野性。

可现在，矿工们在去看足球比赛的路上一个个都死气沉沉的像幽灵。只是从田野里传来可怜巴巴的叫喊声。这些人是我的同辈，儿时一起上公立学校的。现在他们几乎是沉默了。他们去福利俱乐部，在绝望中喝闷酒。

我感到我几乎不再了解我出身于斯的人们了，那些埃利沃斯谷地的矿工们。他们变了，我想我也变了。我发现我更适合在意大利生活。而这里的人有一种新的浅层次的感觉，全来自报纸和电影院，我对此没有领教。与此同时，我觉得，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伤痛和一种沉重，与我一样。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看见他们，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

他们是唯一令我深深感动的人，我感到自己同他们命运交关。他们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说是我的“家”。我退缩着离开他们，但对他们万分依恋着。

现在这一次，我感到这里的乡村笼罩着一种失败的阴影，人们心头笼罩着失望的阴影，这让我心情无法平静。这是因为，同样的失败阴影笼罩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同样的失落感总是绕心不去。

可是失望叫人发疯，命运之路依然摆在面前。

人被迫回头去搜索自己的灵魂，寻找一条新的命运之路。

有些事我知道，靠的是内在的知性。

我知道，我为之奋斗的是生，是将来更多的生，为我自己，也为我身后的人：同固滞和腐朽作斗争。

我知道，家乡的矿工们与我很相似，我与他们也很相似：归根结底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我知道，在生命的意义上说，他们是善良的人。

我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为财富的生死之战。

我知道，财富的所有权现在成了问题，一个宗教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我知道，我想拥有几样东西，我自己的东西。但我同样知道，我要的不过是这些。我不想拥有一座宅子，不想拥有土地，不想有汽车或任何股份。我不想要一笔财富，甚至一份有保证的收入。

与此同时，我不要贫困和苦难。我知道我需要足够的钱以使自己能够自由行动，我要挣到那些钱但不因此受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