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率军打下南昌后，朱宸濠不得不带领10万叛军回救南昌。双方在鄱阳湖一带展开了作战，第一场战斗官军就失败了。王阳明丝毫没有受到失败的影响，他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让人向叛军士兵散布宁王已降，被胁迫者可以既往不咎的消息。结果叛军军心大乱，官兵水陆并发，彻底平定了叛乱。平叛完毕，王阳明又遭到了宦官集团的陷害，他依然临危不乱、冷静分析、妥善处理，最后做到了全身而退。

悟道以后的王阳明变得日益坚忍笃定，他一边忙于政务、军务，一边体证提升心学并讲学授徒，在同一个过程中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一生的分水岭，如果说他悟道以前的经历成就了阳明心学，那么王阳明在悟道以后所建立的功业则是依靠心学来完成的。特别是提出致良知以后，他的人生更是进入了化境。正如他自己所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随遇险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三

再来试着看看阳明心学讲了什么。

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在《传习录》的开篇就说：“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奚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担惊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徐爱还说，“爱朝夕灸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

对于徐爱后面这段话，自有阳明心学以后究竟有多少人体会得到很难说，但他前面那段话中的那句“始闻而骇，既而疑”却几乎是每个接触阳明心学的人都必须经历的。

后人将阳明心学的主体思想归结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心即理”就是王阳明在龙场所悟之道。要明白心即理的含义和作用，就需要了解一下王阳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面对的儒学背景。

王阳明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朱熹理学作为官学的时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朱熹理学在传播过程中被僵化和教条化了。社会上的读书人遵从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训，希望格尽天下的事事物物来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结果导致了学人士子坐而论道、脱离社会事务求知的不良风气。王阳明在为学之初也接受了朱熹的学说并且亲身格竹，但他并没有从中格出理来。这次格竹的失败以及此后的人生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理虽然体现在万物之中，但万物是格不完的，理在内而不在外，关键还是要通过在人生的各种经历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来掌握理，所以他在龙场悟道中提出了“心即理”的学说。这几个字在今天听起来或者让人觉得陌生，或者让人觉得平淡无奇，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是石破天惊之举。钱穆说：“天理只是一个分别善恶的总名，除却分善别恶，便无天理可见。”这说出了天理的一部分含义，天理还应该包括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如此则显然可见朱熹理学的弊端且显然可知阳明心学的正确了，天理只能在人的内心之中存在，规律也只能靠人去发现掌握，所以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是根本意义上的变革。王阳明后来也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去人欲”和“灭人欲”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大有不同，王阳明不仅把“灭人欲”这个武断、压制的过程变成了一个与强化自身修养、提高自身把握和运用规律的能力的渐进过程，还把“去人欲”和“存天理”有机地统一到了一个过程中，主张通过去人欲便可存天理。王阳明还主张要通过“在事上磨”来去人欲，并第一次在儒学中明确地提出事就是格物致知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