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丹青先生的抱怨，不乏因自身事所发的牢骚，针刺一下就跳起来老高，属于个人失意，他这番话才真是点了上海的要害。在回信中，我略略说了一番在上海的情形，日常所接触的人事、抱怨和读的书，兼及在此地所经历的失落和无奈，顺带又说了毛尖的《乱来》和我的论评。丹青先生不嫌我叨唠啰嗦，一日之后又回了一封信安慰，且警示不要成为曾看不起的“长辈”——

东林：

你倒说得不是闲话，只是骂上海与骂上海的文人，要分开。上海是可惜了，给糟蹋了。如今的文人也可怜，地盘弄得很小，互相摸摸弄弄，换取一点舒服。你是外人，上海这点慷慨还是有的，给外人可以待下来，自说自话。你们只是不要以后年纪大了，忘记年青时看不起这些“长辈”，也变得和长辈一样。

丹青

2009年9月27日

整个近现代中国的“都市文明和现代文艺”，其实都从上海而始，这气象和脉络我也知道，甚至对九十年代的上海也曾心向往之。惟我那时厕身其间，所失落的是两相对照之下的反差巨大，它的格局日小、度量日窄，不再能提供全国性的供养，所谓作家，所谓文艺，关心的也只是自己的小兴趣和小情调，只自己在小圈子内玩玩而已，小做派十足，各人扫自家雪，不管他人霜，没有兼天下的视野和度量。虽然我后来也知道，别处的情形也不过如此，甚至是还不如上海。

丹青先生所说的上海那“给外人可以待下来的慷慨”，终究没能留我待下来——而我那时也不具待下来的俗世本领？我自忖前路茫茫，野心和抱负也都减以大半，在次年春日未尽时，便迅即离开了那待了不足半年的沪上，投奔了满地冰雪的帝都——虽然我也并不想那么快就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