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所编著的《吕氏春秋》是针对时弊而编写的，是针对秦王政而写的。它虽然吸收了百家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的思想，但是主要是推崇儒家的思想。

“天下为公”是对孔子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描述，这样的话现在说起来当然是很平常的了，但在“家天下”的时代，尤其是在奴隶时代，听起来很有震撼力。既认“天下为公”，自然就是把天下的主体对象转移到了人民身上，处理天下的事当然也就是处理人民的事，但天下事要选择贤者来处理，所以说“君之所以立，出乎众”。

为君必须是贤人，为了要代代都是贤人，那就只好采取禅让的方式，原始社会的确也是这样的。

但后来进入奴隶社会，进入“家天下”的时代，君位由子孙继承了。让子孙来继承君位，那便不能保证代代都是贤人。

从理想上来说，自然是以恢复禅让制为最好，但这不是那么轻易能办到的，因而便有“君主无为”的说法出来。按照这种说法，成为贤君固然好，如不能成为贤君也不致于坏事。因此各家学派都有相似的主张，如儒家主张“恭己正南面”，“垂拱而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就是法家也是同样，只是主张用术（手腕）而已。

秦始皇是独裁者，吕不韦宣传“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尧舜贤者，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等，这些儒家的民主观点对秦王政这样的专制独裁者来说，是在造反。

《吕氏春秋》说：“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心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这些话，好像是在教训秦始皇。秦始皇是讲权术、讲严刑峻法的专制独裁者，要想让他象襄王时那样或自己初政时那样“委国事于相国”，让相国总揽大权，这是不可能的。

秦始皇认为，宣传“天下为公”的吕不韦这不是要造反吗？ 其实，吕不韦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他辅佐秦庄襄王和秦王政，“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巩固秦国内部的统治。伐韩、魏、赵、楚，灭二周，置三川郡、东郡、河内郡、太原郡、上党郡，形成统一中国之势。

秦王政在平息叛乱后，何尝不想连吕不韦也一起除掉，但吕不韦集团在秦国执政十年，在当时还具有相当的势力，很多人为他游说便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于秦王政来说，他不是不想除掉吕不韦，而是鉴于吕不韦还有一定的势力，时机还不成熟，绝不是因为吕不韦侍奉先王功劳大从而不忍心将其铲除。

阅读启示

应该说秦人自古推崇法治，嬴政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到法家思想的熏陶，尤其是在阅读了韩非的著作之后，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他的统治思想、治国之道与“仲父”吕不韦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但剪除吕不韦势力的时机还不成熟，需要一个漂亮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