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都奇怪自己。去过了，坐下来了，还是奇怪不己。

第一次到了欧洲，终于看见想都不敢想的名画真迹，看到各种风格的建筑，各式戏剧和各色风光。但是，回想的时候，立刻跳出来的，最鲜明、最活泼的印象，总是卖唱、卖演奏的人。

一个弹着加了扩音器的吉他的黑人，在伦敦地铁站长长升降梯的下面，冲着下降的你唱着，你在向下，原地的他，疯狂的声音，入魔的情绪，稳稳逼近你，逼近你的情绪。那地方根本不许卖唱。

两个女学生模样的，一位金色长发飘飘，一位短发如男孩，一个长笛，一个黑管，站在街头阳光下，照着架上的谱子，合凑一只难度很大的名曲。

三个发胖的中年男人，一律穿着灰蓝色制服，带着大盖帽，其中一位拉着小手风琴，好像雄赳赳的军人。他们是在为一个教派的募捐而唱。那时，我突然转过身去，不愿让和我在一起，见惯了我的嬉笑的朋友，看到我涌出的眼泪。虽然任何一种宗教都和我毫不相干，但是，只要见到有人肯为哪怕是愚蠢的信仰而全心全意地服务，我就会莫名其妙地激动一下，也许因为我越来越多冷静的缘故？

不论他，是她，还是他们，不论是在哪里遇到他们，他们全都一样，都将盛乐器的盒子放在脚前，盒子打开着，那也是钱盒。

在北欧挪威，我第一次外国旅行的第一个国家。第一天在街上走，见到第一个街头卖唱的，是一家人。爸爸和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二岁，最小的三四岁，从大到小，从高到矮，排成一溜儿。爸爸弹吉他，孩子们唱，爸爸也唱，孩子们唱带着动作，动作一致。还有个妈妈，站在一旁，怀里抱着个婴儿，微笑着。和我一起走的，自己也有一对女儿的朋友，一边极喜欢那歌，一边极生气：

“有这样的父母！怎么能叫自己孩子出来卖唱！”

“你说他们用孩子赚钱？”

“当然！”

我看那父亲穿得还可以，淡咖啡色的西服，黄色的，一点儿不旧的皮鞋。他的脚打着拍子，满脸的笑容，用笑容鼓励着他的孩子。有的时候，孩子们的情绪似乎在低落下去，在腼腆起来。不过他们的歌声、动作和欢笑，总是在父亲的笑容里扬起来着。那个做妈妈的，站在她们的孩子后面，一直在微笑着，她的微笑是不会被孩子们察觉的。但是在孩子们的脚前，的确，放着一只打开盖的琴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