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最大的寂寞是他的政治主张没人买账，没人识货，没人施行。我们在这里做一种乐观的假设，孔子的政治学说是一堆生命力极旺盛的金种子，可没有试验田供他试种，也是白搭。脱离土地的种子与石块区别不大，它们都不会呼吸，也没有开花结果的生命历程。不能否认，孔子的学说包含着巨大的道德元素，但其中“术”的成分多于“道”的成分。这种学说的创立，是给政治精英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的，不是单纯为了道德修炼。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成立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道德社团。他们努力“内圣”，是为了把“内圣”的精神成果转化成“外王”的物质成果，“内圣”的对象化是“外王”。至于后来的清风穷儒、龌龊细儒、冬哄腐儒、方巾酸儒等，已是儒家理想的末流了。儒们自己哪个不知，“内”再“圣”，不能“外王”，也是一个虚。在中国，精神领袖和权力领袖历来是合二而一的，没有权力的精神领袖，其“精神”也难以传播久远。思想的正确传播途径应该是自由和信仰，在中国却借权力和强制传播，这听起来荒唐可笑，然而孔子的思想正是借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才成了国学。

哀莫哀兮，孔子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乱世用重典，他的仁政不合时宜。他想做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大人物，“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天生孔丘何用？然而奴隶社会土崩瓦解了，在许多市侩、政治骗子、谎言家、赳赳武夫得志之际，在许多成功人士于王事謇謇、席不暇暖之时，最想参政议政并在参政议政中克己复礼，实现周文王、周武王美政的大师级人物孔子被晾在一边，无所事事，在那里干呆，有劲没处使。表面上看，孔子忙，甚至可以说忙得团团转：他开办学校，招收了大批弟子，每日里前呼后拥；他奔走列国，他为世道人心的江河日下着急上火。可是这种“忙”都不是他心中所要的那个“忙”。孔子所要的“忙”是找到一块国土，辅助一位国君，建立如文武时代的那样一个周。孔子对做名儒、名士都不感兴趣，他要做的是名臣。孔子所处的时代天下一团糟，的确挺需要名臣的。据传孔子曾经删修鲁史官所记的《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看情形是金瓯片片碎，奴隶主贵族阶级忽喇喇似大厦倾。沧海横流，是要出英雄的。孔子就要做这个英雄，他要写天地这篇大文章，他要补天济世，他要日月所照之处皆成乐土，他要天下君王皆遵周制，他要刍荛采薪之人皆明礼义，他要儒家恩惠泽润众生。伟哉，孔子！壮哉，孔子！可惜，他一件也做不到。他只能干瞪眼，瞎着急，徒呕心血。孔子在历史面前是个迟到者，不合时宜者，逆潮流者。他想做的事，不是他不能为，而是时代已经不允许他为了。他或许应该选择沉默和缺席，但选择沉默和缺席，又不是孔子了。孔子选择的是“在场”和“出席”。在时代的长餐桌上，他拼命地要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刀叉。胡适有诗云：“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识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弃。”暂且不论胡适的诗高明与否，这首诗确实是孔子一生的生动写照。儒，本来就是一种职业——为他人办丧事的一种职业。这使儒们的血液里存在着一种实干家的执拗和吹吹打打的喧哗浮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