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会选择寂寞。

不幸的是寂寞选择了孔子。

为了打破这寂寞，他甚至曾经动过要和两个叛乱分子合作的念头，异想天开地想把叛乱分子所据的蕞尔小城变成“郁郁乎文哉”周的复兴之地——丰、镐那样的地方。其实这也不能怪孔子，当是时，那些有实力的大国，哪个会让他拿自己的国家开玩笑，做西周死灰复燃、枯树复生的试验田？在春秋末年大多数政治家和隐逸人士的眼中，孔子和他的学派是天真幼稚的，是滑稽可笑的，是不切实际的。《史记》载，孔子因鲁乱而奔齐，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高兴得一拍大腿，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齐景公一时冲动，想把尼溪的田地封给孔子。清醒的宰相晏婴及时地制止了齐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这就是春秋末年一流政治家晏婴对儒家的活灵活现的评价。齐景公听了晏婴这样一席话，还会把半寸土地封给孔子吗？

孔子一门心思卫道，一门心思想回到过去，他是多么怀念文王、武王时代的周啊！大地上没有这样的周，孔子也要梦出这样的一个周。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中，最能“逆天行事”的有两位：一位是孔子，一位是诸葛亮。此处所谓“天”是指规律，天道不可能让文武时代的周王朝在奴隶制日渐瓦解的春秋末期重现，天道也不可能让平庸刘备、愚蠢阿斗在三分天下的华夏大地上光复汉室。但中华民族中最聪明的两个人，都尽毕生精力悲壮地向成功的相反方向走去，他们孤独而高大的背影，给历史留下多少苍凉的色彩，多少多义性的启示。

孔子整日做着周朝梦，哪里会有机会让孔子圆这个梦呢？

忽然就有一个媚眼飞来了。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

公山弗扰是季氏的家臣，鲁定公八年，因不得意于季氏，在费邑叛乱，扣留了季桓子，召孔子前往。孔子每日里念兹在兹要“克己复礼”的“礼”，是一种不可摇撼的包括法律、道德、生活习俗等在内的等级森严的规则。在这个规则中，“犯上作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公山弗扰的定位应该是乱臣、贼子、小人、粪土。物以类分，人以群聚，怎么想孔子也不该和叛乱分子混在一起，打成一片。为什么只有叛乱分子在闹事时才想到召他，为什么光明正大的人士并不召他？这让人伤心，郁闷，让人难为情。他自己说：“德不孤，必有邻。”他肯定是品德芬芳的，但他的“邻”怎么会是公山弗扰之流呢？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孔子太寂寞了，太着急了，太没抓挠了，他像一个在沙漠中踽踽独行，口渴得即将倒毙的人，面前哪怕是一杯鸩酒，他也要抢过来解渴。至于他自己是否有战胜这杯鸩酒的法力，是否会被这杯鸩酒毒死，他都不再考虑了。他似乎要以自身的堕落去拯救时代的堕落。波德莱尔说：“一位非常杰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大傻瓜。”在此事上如是评价孔子，一点儿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