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弟子宰我是以一种极其另类极其独特的方式凸显在历史之中、沉淀在文化之中的。宰我能够成为孔子的学生，而且是著名的学生，这事耐人寻味，简直是一种不可能中的可能。宰我可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他像一只牛虻，身上有“刺”，这刺又专门刺向他的老师孔子，这事真让人头疼。

孔门十大高徒“皆异能之士也”，虽然宰我也名列其中，但与其他九人相比，他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元素。他是带着质疑、探询、不信任，甚至是挑衅、出难题、设陷阱——当然是学术上的陷阱，而非捕兽机关和政治阴谋——投在孔子门下的。他不像颜回那样对孔子或默不作声，或一味说好；也不像子路那样忠勇刚猛，直来直去；更不像子贡那样乖巧聪明，察言观色，专拣孔子爱听的说，说得孔子浑身上下都很舒坦。好话的心理按摩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对语言另眼看待的孔子都抗拒不了甜言蜜语。

当然，宰我也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他和子贡同是孔门言语科的高材生。在一部《论语》中，孔子对“语言”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对它的媚惑性、煽动性、虚伪性、流动性都有清醒的认识。孔子是圣人，身为圣人的他怎会不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道理。他不断地压低语言的作用，抑制语言超越自身的功用而泛滥成灾。但他的门下却有言语科的高材生：子贡和宰我，只是不知这种分类是孔子提出与首肯的，还是在孔子辞世后他的弟子们根据十大高徒的特点圈定的。在某种程度上鄙视语言，采用各种方法抑制语言疯狂生长的孔子，却有了言语科高材生，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矛盾。言语科高材生之一的宰我，担当的任务就是向孔子问难。而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他后来也成了中国好学生的标本，突出特点是“无所问难”，先生讲什么就听什么，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从来也没有任何问题，“终日不违如愚”，完全是一只呆鸭，闷头闷脑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谁也无法断定他在想什么。这种学生教起来是顺溜，但也很可能造成某种理论某种文化的自我循环，自我封闭，互相复制，互相重复，停滞不前，这是教育的大忌。一条河，再汹涌澎湃，再水深渊厚，如果没有新的水流注进来，就只有两种后果，一是干涸，二是腐臭。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最后只能是六经的僵死和我的生命的木讷：我注六经，则六经越来越不像六经；六经注我，我也会越来越不像我。由此可见像宰我这样的学生在中华文化中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又是多么的缺乏。直到今天，这样的人也缺乏，因为我们的文化对这样的学生挺烦，看不上眼，不给他们以生存土壤。当理想遇到权力

宰我问难的水平十分高，问题又十分尖锐，尖锐到直指老师的理论核心——“仁”与“礼”。这可真是要命的事儿，连我们都胆战心惊，替孔子捏一把汗。若是“仁”与“礼”都被指斥为伪，那孔子就是伪圣人、伪导师，利用伪学说招收好人家的子弟，骗吃骗喝骗束修的骗子了。宰我思想的刀锋首先指向了“仁”。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其为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论语·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