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对话不过四十多个字，包含的信息却很多，其中潜伏的思想张力甚至有些狰狞。他在质疑仁、叩问仁、挑战仁，甚至是蔑视仁，完完全全是一种异质的声音。宰我发出这种声音并不是无凭无据的。在他生活的时代——也许在任何时代——实行“仁”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春秋末期，奴隶社会的大厦轰然倒塌，原有的价值观念随之崩溃，原有的礼仪典制发霉腐烂。此时的孔子顽固地要祖述尧舜，效法文武，将“仁”这面人性中最完美、最光明、最温暖的旗帜插在时代的废墟上，想把奴隶制的落日变成一轮华美的朝阳，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宰我虽然是孔门的高才生，可他不相信老师的“仁”会是什么救世良方。在宰我的眼里，仁的概念是模糊的——何谓仁；仁难于操作——如何仁；仁大而无当——仁难于具体化，难于量化，难于评价；仁很可能成为懦弱的善——不分对象地一味讲仁，仁很可能被利用，被戕害，变成愚，变成傻。因此他给孔子设了一个陷阱：有人说，井里掉进去一个人，这时仁者该怎么办？这种设难很有些凶险，很有些居心叵测，很有些不怀好意，很有些走极端了。但这种设难又极富挑战性，它可以使“仁”的理论逐渐明晰。根据霍克海默的观点，人类早期思想家的理论都是模糊的，这种情况在《论语》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所以不能把宰我的问难简单地看成是给老师孔子出难题，他是在帮助老师扩展自己的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丰满自己的理论。在这个设难中，虽然有人说井里掉进去一个人，但不能确定到底是有人还是无人，这就使仁者成仁的背景不清晰。仁者是跳还是不跳，是救还是不救？跳下去，井里很可能没人，仁者显然是被愚弄了。如果一个仁者常常被人愚弄，那仁就等于傻，他的道德形象就会大大地降低。要是不跳呢？也不好。因为井里很可能有人，仁者见死不救，见义不为，人格会大大地贬值，甚至会成为不仁。由此可见，仁者要仁时多么左右为难。做个仁者，要选择，要摸索，要牺牲，还要头脑灵光。所以自古以来，帝王将相、高官显贵、草莽英雄，一切成功人士都不做仁者，仁者最后还是留给傻瓜做了。

孔子提倡“仁”的本意肯定是好的。在中华文化奠基时代，在诸子百家萌芽时期，生活在那种相对封闭的文化场内，孔子大力提倡仁，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仁学”不但不过时，还会成为一门未来学，至少我们希望它成为一门未来学。如果孔子的“仁学”能够普及全球，成为全人类的价值观，大家统统做到了“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那就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了，真是天下一家、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大同了，哪里还会有两次世界大战，哪里还会有反人类反社会的恐怖分子及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令人遗憾的是，霸权主义者不信奉“仁学”，恐怖分子也根本不买“仁学”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