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确实是个大师。大成在德，小成在智，孔子既是大德之人，又是大智之人。宰我呢，不能说他没有智慧，看他提问题的角度这么刁钻就可以知道。但宰我再聪明也聪明不过孔子，就像你再高也高不过天去一样。宰我在提出问题时大约期待着与老师孔子进行一次激烈的思想交锋，他大约也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问题具有颠覆老师学说核心的力量。孔子大约也从宰我的问难中感到了隐隐的不安，但他并不正面站出来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地与宰我论战。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感觉驳不倒宰我，二是宰我根本就不值一驳，三是师生驳起来，吵吵嚷嚷，不够和谐，叫人笑话。孔子不与宰我正面交锋，他使用的是模糊哲学，是打太极拳，他只说：“怎么会那样呢？君子会救人，却不会自己陷进去；可以欺骗他，却不可以愚弄他。”孔子不说跳井，也不说不跳井，答案——起码宰我想要的答案是没有的，我们所期待的答案也是没有的。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如果孔子明确地给出一个答案，胜利者一定是宰我。令人糊涂的是，一个人已经被欺骗了，还没有被愚弄吗？即便他是君子。

这则对话是简短的，但在这简短的对话中，我们已经看出了一个叛逆者，一个个性张扬、敢于质疑问难的学生的形象；也看出了一个以绵对刀，以水对剑，以柔对刚，善避风头，善绕弯子的老师的形象。这场争论还没有真正地展开就已经结束了。宰我的本意是挑起争论，但孔子的立场是不争论；宰我自以为出了个高招、怪招，但孔子不接招。

孔子和宰我这对师生的关系，就是在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有点怪。他们的交流不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媒介，而是以针锋相对的论战为媒介。宰我每次出场，好像都是要打乱老师早已安排好的理论秩序。这种行动轨迹动荡跳跃，很令人不安。

宰我与孔子最尖锐的一次交锋发生在“三年之丧”的问题上。这次交锋不是语言上的较量，不是信仰上的较量，甚至不是伦理上的较量，而是灵魂上的较量。我们有理由相信，较量的双方都是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一个思维空间中说话。“三年之丧”，就是父母过世，子女要为父母守孝三年。这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礼制，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那种存在大约是一种外在的、强加给人的、仪式性的东西，是由于人对天、神、鬼的敬畏而产生的。它的行为根源中惧多于爱。孔子通过与宰我的争论，把“三年之丧”由外在的“惧”转为内在的“爱”，认为子女为父母守孝，源于对逝者的爱，对逝者绵延不尽的思念，对逝者割舍不断的情怀，而不是由于礼制的强迫和天的威吓，不得已而为之。这不仅提升了孔子理论的高度，也使人性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这次争论的全部内容如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论语·阳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