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理解“忠”在中华文化中的意义，你就不能理解屈原这个人，不能理解屈原的作品，不能理解为什么屈原身后的投影会越来越明亮，明亮得温暖了人们的情感，要后人专门拿出一天纪念他——端午节；明亮得照耀世界——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明亮得成为后世诗人心中的日月，“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忠”是什么？“忠”可以是一种道德规范，也可以是一种纪律、一种法律或一种契约关系。忠不是人类天生的本性，它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责任伦理。一个部落，一个族群，一个国家，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产生一个权威阶层，在这个权威阶层里还要产生一位最高权威。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个最高权威就是王——秦始皇以后则称皇帝。皇帝以下所有人（包括权威阶层在内），都要对皇帝尽忠。而官方和民间的价值取向，都要鼓励这种忠，褒奖这种忠，歌颂这种忠，以便带动起一种社会风气，让天下所有人都义无反顾、死心塌地“忠”起来。这样就利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役使，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糊涂到会忽略培养他的子民“忠”的品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维系和发展，“忠”有它的合理性和崇高性。“忠”在儒家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而忠则是仁的具体表现之一。

屈原正是在士阶层朝秦暮楚，读书人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走在列国之间，纵横捭阖、见风使舵、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腾起百丈红尘，求名求利，“忠”的观念尚未成型、尚未坚实、尚未巩固之时，凌空出世，一个心眼儿忠于他的楚国，忠于他的美政理想，最后一忠到死的典型。这种忠文化的最佳体现者，后人不为他树立一个巍巍丰碑，真可谓悠悠苍天，此何理哉！

屈原是“忠”的典型。然而众所周知，在先秦的文献中，根本没有这位大忠之人的点滴记载，这大概因为战国时代儒家思想还不是“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列国争霸时期，只有良禽择木而息的概念，没有变节投敌的概念。到了汉朝，因忠被贬的贾谊首先发现了屈原，继而因忠被残的司马迁再次发现了屈原，并且在《史记》中为他作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们惊讶地看到，原来屈原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是极其合拍的，他完全可以纳入儒家文化系统，做个光芒四射的“忠君”模范。虽然我们没听说屈原私下里服膺孔子，但在中华帝国长达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下，一个人要成为官方与民间都认可的模范，不“儒”起来怎么能行？他不“儒”起来，官方看他不顺眼，就不能在制度层面上拿出一天做端午节；民间看他不顺眼，就不会自觉自愿地去江河里划龙舟，边吃粽子边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