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将屈原这位一“忠”到底、一“忠”到死的人写入历史，是屈原、贾谊、司马迁三人共同完成的。长达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七十七字的《离骚》，是屈原抒情性的不朽自传。如果没有这篇洋洋洒洒的长诗，司马迁写《屈原列传》会更加困难。屈原不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事功方面实在平淡无奇，《离骚》不出，即便是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也写无可写。愤而投水的贤人，屈原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前就有彭咸、卞随、务光等人。但他们的投水没有语言的盛筵做后续，不能让人反复咀嚼，也就没有文化效应，不会成为后人怀念和追思的精神资源，从而干枯成一种个人的自杀事件。在投水所荡起的涟漪平静之后，他们便湮没无闻了。儒家讲究立德、立功、立言，信矣！特别是立言，可以“事美一时，语流千载”。如今我们读屈原的《离骚》，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还会血脉贲张，扼腕而叹，似觉飒飒清风从遥远的时空迎面吹来。不论我们进入了什么时代，也不论现在的文化有多少“元”，这些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伟大文化品格还是让人赞佩。

任何历史都是伦理化的历史，用这句话来衡量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实与贾谊合传，此处只谈屈原）是再合适不过的。传记不是抒情散文，作者的主观情绪不可过多，以三言两语点睛即可，就算付之阙如，虽显干枯，亦不为大病。传记要的是客观翔实的材料，唯有材料才能塑造丰满的传主形象。《屈原列传》的客观材料则显得有些单薄，有些“凑”。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首先介绍了屈原是楚之同姓，官居左徒。他的行政能力与事功则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稍微推敲便知，这些记载大约都是从《离骚》中总结出来的。说实在的，在英雄辈出的战国时代，屈原的这点事够入史的资格吗？

接着是屈原第一次获罪被贬的原因。楚怀王使屈原制定法令，上官大夫靳尚很嫉妒屈原的得宠，便想在草稿未定时夺过来看他写点什么。这靳尚大概是想偷思想、偷创意、偷文辞，然后跑到楚怀王那里说，屈原没啥了不起，他能写的东西我也能写，他为珊瑚碧树，我也为瑶草琪花，屈原不是唯一的，不是不可替代的。谁知屈原防范得十分严密，他起草的法律内容如何，行文遣词如何，一点也不向靳尚透露。这可惹恼了靳尚，本来想拔两根孔雀毛插在头上到楚怀王面前去显摆一下，没想到屈原十分的固执，十分的死心眼，十分的不开窍，手捂着那草稿好像捂着自己的命似的。其实在那个时代，法律的制定与颁布都是十分神圣的事情，在没有成文之前，是不能随意传播的。屈原不让靳尚看他的草稿，不是屈原小气，而是不合规矩。

“志士营事业，小人亦不闲”，在楚怀王那里也很得宠的靳尚，决定使损招坑屈原一下子。最高明的损招莫过于造谣，因为靳尚每天都在拖金戴玉的楚怀王身边转悠，早已看出他唯一的优势就是祖宗好，去掉身上的金，拿掉身上的玉，他大概连个村野匹夫都不如。这个王天聪壅塞，糊里糊涂，爱听谗言，这样的王最好欺骗，最好利用，我还等什么，立马进谗言去。他凑到楚怀王的耳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