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师，孔子的名气大极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我疑心他做老师的成就不如荀子。孔子的教育理念是“有教无类”，这么一“无类”，弟子就缕缕行行，鱼龙混杂了。而荀子的教育理念是“少而精”——这简直是一定的。他的弟子没有孔子多，但他却调教出了两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法家代表人物——心狠手辣大胆无耻的李斯、冷酷峻刻思维偏激的韩非。当然我们相信，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荀子一开始也没有确切的目标要调教出这么两个出类拔萃的政治明星，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荀子自己也未必清楚。但有一点他应该清楚，那就是他的“性恶论”为二人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两个学生的思维走向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的操作上有所差别。口吃的韩非扬长避短发奋著书立说，成《韩非子》一书。《韩非子》是法家的一个伟大起点，不但在战国时代，就是在整个中华文化思想史上也堪称一座巍巍高山。结结巴巴的韩非用他冷酷非凡的智慧，热心地为生存在华夏大地上的人们结网。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的时候，一张密不透风、结结实实的网已经在他的手里结成了。但他自己没有机会将这张网罩在人们的头上，实践的事情会由他的信徒秦始皇和李斯来操作。

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丑恶之中。他以他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参照，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出于“计算之心”——这是不是存在主义“他人即地狱”的理论雏形呢？他不相信有温暖明亮的人性，有润物无声的仁爱。他明确地提出，统治者无需重视道德，只需重视法治。而他法治的理论源头乃是人皆爱荣华富贵，人皆趋利避害，因此治民无非是厚赏贵刑。厚赏也罢，贵刑也好，君王统治下的民众必须个个呆若木鸡，唯命是从，会吃会喝会劳动会为君王服务——这最后一点最为吃紧——却不会思考。愚民们的天职当然是一心一意地“愚”了，你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言论，自己的意见。总之除了躯体——这躯体也是为君王之役用的，一切不利于国家独裁统治的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都要死灭。当理想遇到权力

韩非在《五蠹》篇中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读了这段话，你就会了然为什么要写李斯，先说韩非。因为韩非的理论，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经李斯之手，大部分得以实施。“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理论背景吗？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君王是一体化文化霸权的绝对霸主。一切知识载体，如书简之文、先王之语——中国人极爱在历史中寻找真理，以《论语》为例，其中的许多论述都是以史为鉴，在尧舜禹等圣人的身上寻找文化价值——书简之文被焚毁了，先王之语被禁止了，文化传承的脉流被强暴地切断了。秦这个庞大的帝国，成了一个黑暗闷滞，没有源头也没有去向的国家。这个帝国不需要交流，尤其不需要与智慧、文化和历史交流。也许这种方法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政治和文化的空气不再流通，侵蚀这个帝国的病菌已经在它的体内滋长，时机一到，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躯体就会轰然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