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慢慢地驶过三秦大地，我看到几匹负重的驴子艰难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为驴子想，它们似乎应该有一种更好、更合理的生活：或被好事者用船载入黔，只要不在老虎面前暴露自己的底细，就可如神仙般闲散地生活；即使没有遇到好事者，也可四蹄翩翩春草绿，细雨熏风嗅花枝，当匹自由自在的驴子。但我知道自己是多么可笑，又是多么可悲。我们也和驴子一样，负重走在崎岖山路上。表面上看，在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历史中，驴子无疑是被安置者，它们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高智商的人类呢？我们有能力安置自己的生活吗？也没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境遇、出身，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外”，来自人群的含意复杂的目光，都可能成为一只看不见的、安置你命运的手。

司马迁也是一个被安置者。他被父亲司马谈临终时的泪水所安置，被一种巨大的文化使命感所安置。司马氏家族的文化渊源与中华文明史一样久远，先祖在三皇五帝时代就已“典天官事”（做掌天文的官），后又“世典周史”。司马谈官至太史令，所著《论六家之要指》一书，对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挥洒评说，见地精辟。他任太史令时，已根据《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撰写史籍，事业未竟，赍志而没。死前，他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迁没有选择，历史已安置司马迁为中华史学开宗立派。从周至汉，千年史林的落叶已化成丰厚的腐殖质，这上面就要长出千尺森秀，开出巨丽之花，结出累累硕果。司马迁的文化储备、知识储备、人格修养也完全具备了开宗立派所需要的坚实、高迈与汪洋。十岁时他已能背诵《左传》、《国语》等书，二十岁前得乃父传授天文、星占、黄老学说，后又受《尚书》于大儒孔安国，受《公羊春秋》于董仲舒。二十岁的司马迁何其有幸，他的老师孔安国、董仲舒都是旷世的大儒。是时间使他们相遇，时间把那扇门关闭后，想列孔董门墙已不可能——有大师的时代，求知者是幸运的。二十岁的司马迁已是满腹经纶，读万卷书后，他要行万里路。青年司马迁从书斋走出，进行文化之旅。不知是预谋还是巧合，司马迁心灵的第一指向是湖南的汨罗江。他来到这里，要寻找什么？是文人宿命中的苦难么？“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三闾大夫屈原，在怀王面前也曾春风得意。然而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世事混浊，娥眉招嫉，一朝得罪，身赴清流，“葬乎江鱼腹中耳”。汨罗江边的千古悲风，对司马迁吐露了什么样的心曲呢？还是在湖南，他又寻访了文人中的另一个悲剧人物——贾谊的遗踪。在昌明的汉室，贾谊同样被弃不用。普天问之，谁能指责文帝为昏君？谁又能指责贾谊非栋梁之才？是专制皇权的沉滞腐朽容不得新进后生，还是贾谊一嘘三叹、涕泪横流吓退了文帝？少年英风的贾谊，孤介骨鲠，忧国忧民，只谈苍生，不谈鬼神，结局是“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活了三十三岁，郁郁而亡。

知识分子的救世之路在何方？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处又在何方？

这是天问，没有人能够回答，司马迁也不能够回答。他只是怀着满腔的悲愤，压抑着胸中的热泪，在屈辱的日子里，为这两位千古才子写下不朽的《屈原贾生列传》。我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史记》中写得最为出色的列传。写屈原的部分更是凸现了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相同的心灵向度，诵读之时仿佛让人隐隐听到两人穿越时空的歌哭应答。所以鲁迅先生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