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文人处死，能否让一段历史变成空白、无语、沉默？将一个文人处死，能否让一段史实再无记载，美丑再无评说，黑白同一颜色，清浊同一源流？将一个文人处死，能否杜绝世人根据史书进行价值判断的文化习惯？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将一个文人处死，或将多个文人处死（秦始皇的坑儒），历史都不会被“处死”——尽管“历史”这个词在某些人的眼中显得压迫沉重，累赘多余。但东汉末年官居司徒（掌教化，位列三公）的王允可不这么想。在是否该判蔡邕死刑的问题上，王允的思维模式是，只要将蔡邕判处死刑，东汉的历史就会随着蔡邕的死亡而全部消失；只要蔡邕不修这段汉史，时过境迁，东汉的江山物语都成寂寂废墟，黄土荆棘，深埋地下，没人贬损，也没人褒扬，阒无声息，什么也没有了，就像东汉从来没有存在过。千秋功罪，皆是文人多事，摇笔挥刀，洒墨刻简，搅起波澜。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史鱼如矢之直，也备受赞叹。如果没有《春秋》，没有史鱼，那就一切的烦扰是非都没有了。所以能避免这些麻烦的最好方法，不是让世界不发生战争、动乱、阴谋、争斗、倾轧——这些是必然要发生的，就连玉皇大帝也制止不了，何况他区区一个司徒。该发生的事总是要发生的，但只要没有被记录下来，就等于没有发生。王允决定在后一件事上狠下工夫。他之力主处死蔡邕，就是妄想让一段历史与一个文人一同死去。

蔡邕是东汉末年一位大名士，他的诗、文章、书法、音乐的造诣都堪称精妙；他是个大孝子，母亲患病，他曾三年不脱衣服，在床前服侍；他与叔父、堂兄弟们一起生活，三世不分财；他还有一个著名女儿蔡文姬。蔡邕性好黄老，既然性好黄老，必是天下骚动，我自不动；天香月色，本是有味有姿，我心清凉，观天为空空缈缈，观月为片片飞霜，个人修为不杂烟火气。

他写文章说：“是以君子推微达著，寻端见绪，履霜知冰，践露知暑。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消息盈冲，取诸天纪。利用遭泰，可与处否，乐天知命，持神任己。”但知与行往往会发生龃龉，世上极少有人能够做到知与行完全一致的。那原因，有为形势所迫身不由己的，有意志薄弱难以把持的，有为身家之累违心而行的，有逢场作戏随意为之的。蔡邕文章写得透彻明白，可他先向皇帝上奏书，得罪，下洛阳大狱，几乎致死。死里逃生后又趟了董卓的浑水，终至“名浇身毁”。他几时做到“履霜知冰，践露知暑。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心灵、语言、行动，这三者之间到底存在着多大的差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