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董卓为司空，掌握了朝中大权。一个再昏庸再残暴再刚愎自用的统治者，只有稍微有点政治头脑，就会搜罗一些人才为自己服务，为自己添彩。他不会让天下群英都陷于草莱，而让奸佞、混子、马屁精充斥朝廷。他想提高自己的人望，他想把自己打扮成梧桐那样的佳木，会用各种手段招揽人才，否则光秃秃的一棵树立在那里，一只凤凰也无，岂不是向天下昭示他是一个无德无能无才的光杆司令吗？当理想遇到权力

董卓打上了蔡邕的主意。知为孽，才为累。生逢乱世的名士，名为大累。孔夫子教导我们，不能处世、用世，则逃世、避世。可话好说，事难行。董卓初召蔡邕，蔡邕称疾不就。董卓一见蔡邕装病，不给面子，立即大怒，说：“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这哪里是招揽人才的态度？招揽人才，该如皇叔刘备三顾茅庐请卧龙先生出山，一派真心，一派小心，一派虚心外，加一派耐心。虎狼之人董卓征召蔡邕，是恐吓，是威逼，是刀架在脖子上的“唯才是用”。你一个不得志之人，我让你来做官，你还拿捏上了，你不来，我“力能族人”，能够灭你的九族，看你来不来？

蔡邕来了。董卓还算知道重视蔡邕的才学，相待甚厚。蔡邕先后做过尚书、左中郎将等官职。初平元年，“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蔡邕平时向董卓进言，董卓也多能听从。不知这算是一种知遇之恩，还算是清幽古梅为保存族人染上了污浊之水，翩然白鹤在战乱的年代被权势威迫钻进了腥臭的牢笼。

董卓被诛。蔡邕为避祸，最聪明的做法是逃往深山，修些“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之道”；次之还可闭门不出，闭门思过。你毕竟在奸佞董卓的手下得志过，不可再出风头。或者干脆反戈一击，揭露董卓的罪行，痛哭流涕，说自己和董卓混在一起，是受蒙蔽，受欺骗；或者说自己那时服务于董卓，是曲线救汉。不管怎么说，托词总会有的。脱干系的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总不至于为董卓陪葬吧。所有这些蔡邕都没有做，他反其道而行之，成了一个抚哭奸佞的吊客。

一次蔡邕在王允处提起董卓，为之慨叹，大有追思缅怀、崇敬不舍之意。这可惹怒了王允。王允何样人也，他“性刚棱疾恶”，“少好大节，有志于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骑射”。他的老乡郭林宗一见他就说：“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虽然他也惧怕董卓的淫威，曾经折节事之，但这是为了图之。而他也说到做到，与吕布里应外合，杀了董卓——没有什么貂蝉，那是小说家为历史加上的粉色。王允想，我杀了倾覆洪基的董卓，你倒在这里长吁短叹的。他勃然大怒，斥责蔡邕说：“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伤痛，岂不共为逆哉！”王允对蔡邕的指责也许是对的。不论蔡邕与董卓的私交如何，为国贼董卓之死伤悼终究是不合时宜的。“人生感意气”，但蔡邕与董卓不会是意气相投之人吧？也许他只是一个过于看重感情的人，不管对方是豺狼还是魔鬼，只要是待自己好，就不忍忘记。蔡邕的心太柔软了，但他弄错了对象；蔡邕的情感太真挚了，但他弄错了地方。不过要说蔡邕为董卓之死叹息几声，便是“共为逆哉”，也是扣大帽子，上纲上线，责人太过苛刻，不通情理。蔡邕在董卓手下做事时，所进之言皆为善言，并没有为虎作伥，所作所为也均是弥缝汉朝将倾的大厦。王允哪里会细察这些。人生在世，做了三千好事，抵不住做了一件错事。王允立即下令将蔡邕投入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