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此行对我个人的影响，国民党“代表团团长”谢保樵，一个专挑毛病的人，怒气冲冲但却真实地汇报说：“艾培（爱泼斯坦的简称和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这一“指责”在国民党高级官员董显光所写的书《中国和世界新闻界》里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从整体上看，这种“指责”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承认，即他的政府在宣传阵地上已经彻底败给了共产党）而通过此行使我确信无疑的是，正如我在给妻子的信中所写：“这个边区遭到包围封锁，但并不是一个可怜的地区，而是一个小型的国家，是许多地区的后方，把这些地区都加在一起，那就大了许多倍，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的人民充分相信，他们就是中国，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其他的来访者也持有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

收在这本书里的通讯，在用语和日期上一如我当年发稿时一样。因为身在中国，我没法从报刊上看到这些通讯是如何发表的。标题却不同于报刊上刊用的，当这些通讯在印度被编辑出版为小集子时，我根据底稿重新写了标题。

在这本通讯集中还增加了我为其他报刊写的文章，也是以当年发表时的原貌出现。

最后，从给我当年蛰居重庆的爱妻爱尔茜·邱茉莉的信件中，我引用了不少材料，我相信这些信件可以补充和间接说明通讯中的一些情节。因通讯要经过新闻检查，为避免出麻烦，在用语方面有时比较迂回。信件则更自然一些，其用语也未变动，除去有些纯私人交谈和无关的话语略有删节外，为了语句的衔接，在措辞上略有改动。

这些书信也是我们记者工作的一部分，让我简短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吧。虽然爱尔茜·邱茉莉曾由几家报纸聘任与我们同行，而她却被重庆当局突然取消了资格。因此，在我们的通信中，我尽量把我对延安和八路军战场的印象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传递给她，告知她我们团里的情况，保持她的情绪，以帮助鼓励她尽量多地从国民党设置的各种障碍下得到我的通讯——那是她全心全意进行得很成功的一场战斗。虽然这些信件放在本书的偏后部分，读者如能按其日期或临近的日期把正文和通信对照着看，也许会发现有些用处。

令我高兴的是，所有这些材料和其他一些有关材料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动乱中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同那个时代的环境、景物、感情很贴近。也可以说，那个时代是艰难的；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对曾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来的人来讲，延安又使他们充满了朝气，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希望这本书有助于读者懂得是什么精神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认识到使这种精神继续下去的价值和必要。尽管国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仍须继续保持这种精神，使其具有新的活力，并进而保卫它，使其真谛发扬光大。

〔作者补记〕在读这些通讯和家书时，读者应记住的一点是，这些通讯和家书主要传达了作者当年所察觉到的那种环境气氛和思想感情。从这方面看，不管是从个人或职业角度来讲，它们只是一些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有人讲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但只是一部分，因此还需要各个层面、更大范围的知识和纪实性文献来补充。

爱泼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