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3日于延安

今天，外国记者们应邀列席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有机会看到这一地区性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样板是怎样运作的，像这样的政权在敌后15个解放区都已建立起来。

政府和常委会都是由本地区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联席会议的好处是可以使委员们了解情况，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最远要骑马走上十天——去传达。在27名委员中，今天出席的有22名，开会的地点是一个很大的、类似谷仓的大屋子，墙上挂的画像有孙中山、蒋介石、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还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另外二十多幅画像都是工农“劳动英雄”，因为工作出色而获这项荣誉，成为本地区的精英。委员们围坐在一张长桌四边。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同室外的一片农村气氛倒是很协调的。

作为中国的行政官员，这些与会人士显得很特别。不论年龄大小，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紫铜色，布满皱纹，其中有人还是骑马来的。他们的成分证实了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主张：在抗日、改革和建设的旗帜下，团结本地区一切群体和阶级。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在任何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共产党所占席位不超过1/3），这些委员中只有八名是共产党，其他人中，一名是国民党、一名是救国会（中国各地都有的一个团体，主张抗日民族大团结，是重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员），两名是“无党派人士”（其中一人曾任县长，另一人曾任本省国民党民团司令）。

从职业上分，与会的政府和常委委员中有两名地主、六名较小的士绅（来自共产党宣布统一战线政策后才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那里不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几名知识分子和教师、一名医生、一名士兵、一位留着长须的毛拉（伊斯兰学者），还有店员、佃农和贫农。他们的年龄最小35岁，最大82岁。他们之中除五人外都是本地人。

边区主席林祖涵（共产党人）正在重庆参加谈判，所以会议是由64岁的副主席李鼎铭主持的。这位开明士绅曾为发展地方教育而努力了三十年，又有精湛的中医医术，因此在陕北很有名望。他说，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两大问题，一是对付日本进攻西北的威胁、准备反攻，二是增加生产。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很多，从国际形势、战局到教育和植树造林，这最后一项在本地区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因为这里经常受到洪水和水土流失的威胁。与会者的发言都围绕着这份报告来谈，这些发言的共同特点是讲求实际、生动有力，有时甚至言谈粗鲁。这个地区的人民生活艰难，靠自己奋斗求生，所以他们不喜欢好高骛远的空话；中国共产党七年来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对日作战，所以他们也很讨厌“党八股”——就是只会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而脱离实际。

我进会场的时候，政府委员（非共产党）、62岁的老农民刘培芝（译音）正在对政府实施造林的方法提意见。

他说：“政府发了一些关于种树的命令，这很好，但没有说明怎样去做。担负这项工作的官员都只会做花架子，没有实际经验，老百姓不相信他们。结果是树种了不少，但大多死了。有些人因为无知或者马虎，甚至于把毛驴拴在小树上，让它们把树叶都吃掉。

“如果政府真要种树，那就必须做到下面四件事情：（一）对人们详细解释为什么必须种树；（二）把这事交给村里有丰富经验的老人来管，而不是让学生娃来管；（三）印发一些小册子，说明有效的种树方法；（四）由懂行的人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