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扬抗战期间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尤其是众多优秀毕业生时，我们多关注其学术上的业绩，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或在人文社科方面成就卓著，这自然是对的。可我更看重这所大学的精神气质，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即便日后没能成为“大师”，也都视野开阔、器宇轩昂。在我看来，这更接近教育的本质。之所以说吴宏聪老师无愧于这所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名校，与其说是因为其学术成果，不如说是因为其精神气质。比如思想开放、学术宽容、人格平等，以及尊重并善待学生等，都是作为大学教授或院系领导极为重要的素质。

名扬四海的大学者，固然让人心生敬畏；好的学术组织者，同样值得我们尊崇。虽然主编过不少教材及论文集，也出版了《闻一多文化观及其他》（1998）、《吴宏聪自选集》（2007）等著作，但吴老师的主要贡献明显不在这里，而在其长期执掌中山大学中文系。从1957年至1984年，“文革”前是中文系副主任，“文革”后是中文系主任，除了“文革”期间另有故事，吴老师与中大中文系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制度健全的欧美大学里，系主任轮流做，实在不算什么，可在教育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的中国大学里，院系领导并不好当。先有政治运动的压力，后有经济大潮的冲击，再加上大干快上的跨越式发展，要掌好这个舵还真不容易。从西南联大助教，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在吴老师看来，都是服务。所谓“当系主任就是为全系师生服务”，在吴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各种矛盾一点不比别的地方少，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算计起来可能还更精准。当院系领导的，得有眼光，有原则，有方向感，有公信力，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要打心眼里尊重教授与学生。众多立场、利益、学养、趣味不一的教师与学生，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和学习，磕磕碰碰是难免的，更何况吴老师做系主任的那些年，不时有政治风云激荡。要在大学里“得民心”，且长期得到教师与学生的爱戴，实在不容易。

2009年冬天，我到康乐园拜访，吴老师问我，在北大中文系当系主任“感觉如何”。我说，这才知道您当二十年系主任，运筹帷幄，进退自如，脸上还常常挂着灿烂的笑容，实在太难了。他一听就笑了——显然，对我这个评价，吴老师很得意。

在我看来，吴老师的“秘密武器”不是学养，也不是机巧，而是性情——宽厚、和蔼、从容、淡定。这位民国年间培养出来的“既传统，又西化”的大学教授，平日里西装革履，发型特别讲究，言谈举止中充满自信，可待人接物却又特别讲礼。所谓“礼”，指的不是繁文缛节，而是时时、事事、处处多为别人着想。不必引经据典，实际生活中，只要学会相互尊重，严于律己，人际交往中把握好分寸，不卑不亢，那就是“彬彬有礼”了。这么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周作人称之为“生活之艺术”。他说：“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对于辜鸿铭将“礼”译成Art，而不是Rite，周十分赞许，且认定当务之急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同时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如此既新又旧、既中又西的生活态度，说起来容易，要实践则很难。

就说大学里的院系领导吧，撇开那些污浊的、猥琐的、拆烂污的，就算是立身持正、出于公心、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做的都是好事，也不一定尽如人意。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有其特殊性，没原则不行，只有原则也不行。在情与理之间，如何拿捏得当，不是很容易。这个时候，很是怀念吴老师，他的“讲礼”，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工作策略，更是一种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