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克

黄药眠先生去世的时候，我随系里去北京医院。在吊唁厅里，看到郭预衡先生写的挽联，我一直记得：“风物正凄然，公是公非，曾惊秋肃临天下；江湖尝独立，我行我素，敢谴春温上笔端。”我还记得在吊唁厅门口领到一张薄纸，写的是黄先生的生平，其中有“保护学生”的意思。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力量。

在微博上看到郭预衡先生病逝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给名倞打了电话，他说昨天出殡，北京的同学也没告诉。名倞说话速度缓慢，我知道他正压抑着自己的悲痛。我问起事情的始末，他说，老爷子得的是肾病，你知道的，他爱利索，是自己走到医院的。我能想象先生走进病室的时候是怎样地隐忍。人到中年，见了不少亲友的离去，本来应该看开的，但是每次临事，都会重复难过、悲伤乃至悲凉的心境，甚至一面是从容，一面是愤怒，为了看开的部分，为了本应看开而又没有看开的部分。

第一次见先生是在老先生见面会上，他与黄药眠、钟敬文、陆宗达、萧璋、俞敏、启功诸先生端坐在教二楼101阶梯教室的讲台上。先生时年六十五，穿着蓝色中山装，面目严肃——这一表情深刻在我的记忆里。他比父亲小两岁，一样地清瘦，又都是一头短短的白发，这让我觉得，怎么说呢，有几分害怕，或者说有几分紧张。系里说，这种见面会之前极少开，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躬逢其会极为荣耀。我当时年轻，并未觉得有什么了不得，但是随着时日迁延，才渐渐明白什么叫薪火相传。当时俞敏先生风趣地用接力棒的比喻，讲了师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可惜我当时发全力于新诗，并未完全理解这种传承的意义。至今虽然未悔，但也多少留了些许遗憾，这是我近年开始弥补小学诸课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时常出入郭宅，是起自与名倞的交往。名倞是我的同学，随和亲切，与我、徐江过从甚密，一起上课，一起聊天，一起无聊，一起玩闹。名倞的哥哥名佩，也是熟悉的，他的房间挂着启先生的一幅字。其时，启先生书名初显，系里并无求字的风气，所以毕业之际，先生对我说，你可向启先生索字作为纪念，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与先生极正经地谈学问似乎只有一次。诸生环坐先生四围，先生一如既往地严肃，但是语气和暖，让人不觉得拘束，这与父亲是不同的。先生说，不少同学喜欢古典文学，不是唐诗宋词，就是《红楼梦》，而真正的治学基础却在先秦诸子。先生的这个说法，如醍醐灌顶，我一直秉承至今。后来虽然用心不够，但是多少也打了一点底子。当时考研开始注重英文。我素喜英文，底子相当不错，却与英文教育格格不入。先生质疑：治古文何必考英文？这话在当时的语境之中可谓惊人。我为此高兴，好像暗中得了秘籍的传授。先生的话其实并非轻视英文，而是别有深意，因为顾随先生在日记中记载郭先生，“日文英文俱有根底，勤学深思，辅大校友中不可多得之才”。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攻读英文了。

创办《太阳风》诗刊的时候，需要题写刊名。在郭家书房，常见先生临案写字，而且写得俊逸周正。我对先生说了我的意思。先生一指对面楼，说，你找启先生写，他的字好。我说，不用，就让您写。我那时年轻，说话直来直去，不大懂得婉转。现在想来确实有些鲁莽。更鲁莽的是，我求先生写字，不备宣纸——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搁到现在某些书家身上，早把我轰出去了。先生铺上宣纸，连写几张。我挑了一幅喜欢的，没等盖印，就道谢拿走了。后来，因为没钱，先生题写的刊名未能制版，本应印刷刊名的地方就一直空着一大块白。同学问我，什么时候我们把“太阳风”三个大字放上去？我说等以后吧。结果等到毕业也没等来这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