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在做《天书》的时候，显示了他具有科学精神的一面。他对中国文字的反向钻研，碰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些手工木活字的技术已失传，在印刷的时候这些刻出来的字会因为跟纸张的角度不是直角而印得不平整。这时候，徐冰的动手能力和作为一个艺术家对精细技术的掌控能力就表现出来了，他更像是那个活版印刷的先驱科学毕昇。最后，当北京郊区大兴一个印刷厂的老师傅对试印出的第一页《天书》透露出惊讶和敬佩的表情时，徐冰的得意达到了顶点。

徐冰将这份得意保留至今，他坐在纽约大都会街离他家不远的一家餐厅里，讲述了这段历史。这是个阴天，云层很低，纽约刚刚下了两天大雨（据说是很难遇到），街道排水系统的老迈堪比北京。

与徐冰见面，使人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没有多余的废话，完全沉浸在他的思想之中。

由于附近的餐厅客人太多，我们在他家附近的早餐厅用午餐，餐厅里刷着绿色的油漆，洗手间里有纽约街头常见的涂鸦。两个人都不挑剔，就着冰水、煎蛋、薯条和面片在火车沙发椅上对座，然后交谈。

我们兴致驳驳地谈到了《天书》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比如在全球找100个人来读《天书》，然后把读后感作一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纪录，这一大型的田野调查尚未排上徐冰的议事桌面。

徐冰说：“《天书》是问题的提出者，这是一种双脑思维下的、越界的产物。”

这番话与外界对他的确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用9?11灰尘制作的装置《何处惹尘埃》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sMundi），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奖项之一。评委会主席奥奎在授奖辞中评价他说：“徐冰是一位能够超越文化界线，将东西方文化相互转换，用视觉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艺术家。”

徐冰兴致勃勃地是另一个项目，他两年来一直在思考、但并未完全推动的“肯尼亚植树项目”。在徐冰的构想中，他要研发一个“自循环系统”，一端是物质援助进入，另一端是在肯尼亚这个国家的树在生成。所有中间的环节就是徐冰要着手解决的工作。

非洲肯尼亚绿带项目是由环境部长旺加里?马塔伊发起的，她也因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马塔伊发起组织种植了3000万棵树，以阻止这块土地上的荒漠化。但几年过去了，这个绿带又遭到了破坏而未能连为一体。

“艺术家需要有一种普世价值。”徐冰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芒，他说：“艺术为人民。”

《艺术为人民》是他为纽约现代美术馆创作的大型旗帜计画，被苏士比拍卖公司用来做了画册的封面。

徐冰的左脑仍然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的思想之中。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就移居美国，近二十年来，他的所有重要作品基本上是在世界艺术的现场发生和完成的，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带有以下印痕：东西方语境的交汇、视觉与文字的交汇、平面与立体的交汇、材料与语义的交汇、作者与观者的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