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性格阴晴不定。他慷慨而多情，特别是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深爱着对方，你可以从一些小细节看出来，像她给他端咖啡的样子，他总是给她买小礼物，总是抱她、轻拍她的背。我们也得以分享他们的爱意：我们总是跟他们睡一张床，特别是我们被打雷闪电吓到的时候。

但是每周都有一次，通常是周五晚上，我父亲会喝醉了才回家。他在外面待到凌晨两三点，跟一些熟人在小酒馆的同一张桌子上喝酒，这群人一般包括牧师、小学校长和镇长。我们会被惊醒，听到他气呼呼地冲来撞去，对着母亲吼叫。但是怒气一下就消了，第二天他会变得温柔贴心，带我们出去吃午餐或者买礼物给我们作为补偿。但是，如果我们行为不端，他还是会扇我们巴掌或者拿皮带教训我们。

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太正常了：所有当爹的都体罚孩子，都会醉酒回家。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个父亲会揪住儿子的耳朵，手里拿一根细长棍子追打他，那棍子浸了水之后打得更疼。喝酒好像只是同志情谊的一部分，大多数情况下是利大于弊的。有时候妻子们和家人们会被男人们邀请到小酒馆一起聚聚，跟大人们坐在一起，让他们请客买小吃和甜点，让我们这些孩子觉得十分荣幸。或者我们可以到隔壁房间喝可乐、玩桌游、看杂志或者电视。我们常常到了午夜还待在那里，心想：“哇，这真是太棒了！”

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这种惬意背后的酸楚和恐惧。我们在一群觉得自己是窝囊废的男人们中长大。他们这一代发动了“二战”，却输了。战争期间，他离开宪兵队变成德国军队的警察。在比利时和法国服过役，在北非期间染上了疟疾。1942年，他差点在最血腥的列宁格勒战役被捕。他住的楼被俄军炸毁，被瓦砾困了三天。他的背断了，两条腿都中了流弹。他在一家波兰医院里待了好几个月才伤愈出院，回到在奥地利的家，加入了民警部队。但是谁知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的精神创伤何时才能恢复呢？这些都是我在他们喝醉的时候听到的，可以想象这些对他们来说有多痛苦。他们都打了败仗，同时害怕有一天俄国人会来抓他们去重建莫斯科或者斯大林格勒。他们试着压抑怒火和耻辱感，但是失望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想想吧，你被允诺能成为一个新帝国的公民，每个家庭都能得到最新的安置，可结果是，你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囊中羞涩、缺衣短食，一切都需要重建。在占领军的统治下，甚至你的国家都不再属于你。最糟糕的是，你没法消化你经历的一切。这些都是不应该被谈起的，但没有宣泄的出口你又怎么能应付得了这难以想象的心理创伤呢？

最终，第三帝国的头衔被正式取消了。所有的公务员——地方长官、教师、警察——必须经历美国人所谓的“肃清纳粹主义”。你被审问，档案被仔细检查以判定你是否对希特勒忠心耿耿，是否参与战争罪行。一切跟纳粹时代有关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书籍、电影、海报——甚至你的私人日记和照片。你必须上交一切——战争的痕迹应当从你的头脑中被永远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