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才9岁，也很怕一个人走夜路。当时没有街灯，塔尔在晚上是一片漆黑。这里的路两旁都是松树，像《格林童话》里写的那种，把头顶遮得密不透风，甚至白天在这里走也觉得很阴暗。我们都是听恐怖故事长大的，我永远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念这种故事，虽然它们是此地文化的一部分。故事里总有些女巫啦、狼啦、怪兽啦等着吃小孩子。而且有一个当警察的爸爸，更让我们的恐惧经历加倍。有时候他会带我们去夜间巡逻，说他在找某个罪犯或者杀人犯。我们会去某个田野上的孤零零的谷仓，他让我们在外面等着，然后拔出手枪自己进去检查。或者有时候人们在议论他和警队的人抓到了某个小偷，我们就会跑到警局去看那个被铐在椅子上的家伙。

要走到车站，不是“沿着一条路走”这么简单。那条小路穿过了城堡的废墟，然后沿着树林的边缘向下。有天晚上，我在那条路上走着，小心翼翼地注意着树林里的动静，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人站在我前方不远处。月光刚够让我看清他的轮廓和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我尖叫着，定定地站在那里——结果他只是个当地的农民，要去我来的那个方向，但如果他真是故事里的小妖精，他就吃定我了。

我想战胜心中的恐惧主要是为了证明我才是更强的那个。让我父母知道这点特别特别重要——“我很勇敢，他不勇敢，虽然他比我大一年十四天。”

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为了接迈因哈德的事，父亲每周给我5先令。母亲则利用我的无畏，每周让我去菜市场买些蔬菜，因为途中要经过另一片黑乎乎的树林。这份活计也让我每周收入5先令，我开心地用它们来买冰淇淋或者集邮。

但我的勇敢也带来了反面效果，我父母开始处处护着迈因哈德，对我关心得少了些。那年暑假，他们让我去我教母的农场工作，却把哥哥留在了家里。我喜欢做体力活，但是回到家中我却觉得被忽略了，我发现他们单独带着迈因哈德去了维也纳度假。

渐渐地，我和哥哥走的路子不一样了。我会读报纸的体育版并记住运动员们的名字，迈因哈德则热心地读起《明镜》周刊，相当于德国的《时代》杂志——在我们家，这是被优先阅读的。他开始自学记住世界上每个国家的首都的名称和人口总数，以及世界上每条重要河流的名称和长度。他能背诵元素周期表和很多化学公式。他是狂热的事实爱好者，总是不停地向父亲挑战来测试自己知道多少。

同时，迈因哈德开始讨厌做体力活。他不喜欢把手弄脏。他开始每天穿白衬衫上学。母亲表面上没事，背地里却来向我抱怨：“我以为你爸的白衬衫就够我洗了。他现在也穿起了他的白衬衫。”不久，家里人都预测迈因哈德可能会成为一名白领，可能是工程师，而我则会成为蓝领，因为我一点都不介意把手弄脏。“你想成为机械师吗？”我父母会说，“做家具怎么样？”或者他们觉得我会像父亲一样当警察。

我心里在打别的主意。不知不觉的，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我是属于美国的。没什么比那更坚定。就是……美国。我不确定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个想法。也许是想逃离塔尔捉襟见肘的生活和父亲的铁律，也许是每天去格拉茨上学的兴奋感，我当时刚开始读五年级。跟塔尔比起来，格拉茨是个巨型大都市，车辆、商店和人行道样样齐全。那里没有美国人，但是美国正在渗入我们的文化。所有的孩子都知道怎么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我们在教科书上，在投影仪吱吱放映的颗粒感很重的黑白纪录片上看到美国的城市、郊区、地标建筑和高速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