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张照片出现在了洛杉矶的杂志上。那是1968年，我21岁，穿着一条皱皱巴巴的裤子、笨重的鞋子、一件廉价的长袖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没装几样东西的破烂塑料袋，站在取行李的地方等我的健身设备包，里面装着其他所有的东西。我看起来像个难民，说不出几个英语单词，穷得叮当响——但是笑得挺开心。

《肌肉与健身》的自由摄影师和记者正在记录我的到来。乔·韦德派他们来接我，带我转转，写写我干了什么说了什么。韦德把我当作上升的新星来宣传。他提出带我去美国跟其他冠军一起训练一年。他会给我提供住处和生活费。我要做的只有跟翻译一起为他的杂志写关于我的训练技巧的文章，同时通过训练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梦想中完美的新生活本来一周后就要面临收场。我的新训练队友之一，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鳄鱼摔跤手，借给我一辆马力超过350的庞蒂亚克GTO。我从来没开过这么棒的车，没过多久我就在圣费南多谷的万特乐大道上高速飞奔起来。那是一个清冷多雾的十月早晨，我马上就要见识到加州的街道在下毛毛雨的时候有多滑了。

我准备好了为下坡减速。我其实很善于调速，因为欧洲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手动调挡的，包括我在军队开过的卡车和在慕尼黑撞坏的老车。但是给GTO换挡让后轮突然减速，它们失去了对地面的附着力。

车子疯狂地打了两三转，完全失去了控制。在动势带着我冲向街道时，车的时速恐怕已经达到每小时30英里——很不幸，大清早的交通正繁忙。一辆甲壳虫拦腰撞在车的乘客座侧。然后其他车也接连撞向我，四五辆车横七竖八撞在一起后，这场闹剧才算完。

最终，我和GTO离目的地文斯健身房30码远，我本来准备去那儿训练。我这侧的车门还能打开，我爬了出来，但右腿火辣辣地疼——冲撞毁了前座之间的控制台，我朝下看时发现一大块塑料碎片插在大腿上。我把它扯了出来，血汩汩地往外流。

我当时害怕极了，只想赶到健身房寻求帮助。我一瘸一拐地走进去，说：“我刚出了场大车祸。”有几个健美者认出了我，但管事的人我不认识，他恰好是个律师。“你最好回到车边去，”他说，“别离开车祸现场。你这种情况在这里叫作肇事逃逸。肇事逃逸，懂吗？你麻烦大了。出去站到车边，等警察来吧。”

他知道我刚来美国，英语还不太好。

“但我在这里！”我说，“能看到外面的情况！”我的意思如果警察来了，我在这里也能看到他们，然后可以出去见他们。

“相信我，回到车边去。”

我给他看了看我的腿。“你知道哪位医生能帮我吗？”

他看到了血，咕哝一句：“哦，老天。”他又想了一会儿，“让我给朋友打电话。你没有健康保险之类的吗？”我没懂他是什么意思，但最终结论是我没有买保险。有人递给我一条毛巾敷在腿上。

我回到GTO旁边。人们都受惊了，吵吵闹闹地抱怨说他们上班要迟到了，车被撞坏了要找保险公司。但是没人围上来责备我。警察确认甲壳虫里的女人没受伤后，连罚单都没开就让我走了，“我看见你流血了；你应该去医院看看。”一位同为健美者的朋友比尔·德雷克带我去看了医生，很慷慨地付了缝针的钱。

这起车祸全怪我当时是个冒失的傻瓜，我希望能记下所有人的名字，在今天写信给他们道个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