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言自语：“在德国和奥地利不会发生这种事。人们想都不会这么想。”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家附近有人搬进来，我根本不会想去帮他们。我真是个傻瓜。那天的经历让我成长不少。

大伙带我去参观了好莱坞。我想在那照张相片寄给我父母，这就像一个口信“我到好莱坞了。接下来就要拍电影啦。”我们开了一会儿车，直到有人说：“好了，那就是日落大道。”

“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好莱坞？”我问。

“这就是好莱坞。”

在脑海中我一定是把好莱坞和拉斯维加斯搞混了，因为我一直在寻找巨大的标志和霓虹灯。我还以为会看到电影道具和被封锁的街道，看到一些特技大场面的拍摄现场。但这里什么也没有。“所有的霓虹灯都哪去了？”我问。

他们面面相觑。“我猜他有点失望，”有人说，“也许我们应该晚上再带他来。”

另一个说：“好，好，主意不错。白天确实是什么也没有，真的。”

快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在某天晚上又去了趟好莱坞。这次多了些灯光，但看起来还是很没意思。我得习惯这一切，找些好玩的地方。我花了很多时间认路和弄懂美国的规矩。晚上，我通常跟阿提·泽勒一起出去玩，他是在机场接我的摄影师。阿提很喜欢我。他非常非常聪明，但完全没野心。他不喜欢压力，不喜欢冒险，在邮局的窗口工作。他来自布鲁克林，父亲是一位犹太人社区的重要合唱队指挥；一个很博学的人。阿提走了自己的路，去科尼岛开始了健美之路。通过为韦德的杂志做自由记者，他成了最好的体育摄影师。他很棒，自学成才，不停地阅读并吸收了很多各方面的知识。除了是个语言天才，他还是个活百科全书、国际象棋专家。他是个彻彻底底的民主派，思想自由，是个无神论者。去他的宗教。对他来说，那是骗人的玩意。上帝是不存在的，就这样。

阿提的妻子乔西是个瑞士人，虽然我试着融入英语环境，身边有个会说德语的人终归是有帮助的。特别是看电视的时候。我到美国的时候正值1968年总统大选的最后三四周，每次我们开电视，都能看到竞选的情况。阿提和乔西会为我翻译两位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和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的演讲。民主党人汉弗莱总是谈论福利问题和政府项目，我觉得他听起来太像奥地利人了。尼克松则谈到机遇和计划，听起来很美国。

“他是哪个党的来着？”我问阿提。

“共和党。”

“那我就是个共和党。”我说。阿提轻蔑地哼了一声，他总这么做，既是因为他有严重的鼻窦炎，也因为他觉得生活中有很多让他轻蔑的东西。

如乔·韦德承诺的那样，我得到了一辆车——一辆白色的二手甲壳虫，这让我在此地更加行动自如。我通过拜访不同的健身房来了解每个地方。我跟洛杉矶市中心的一个健身房管理人成了朋友，那地方在当时的西洋大厦。我在内陆转了一圈，还开车到圣地亚哥去看了那边的健身房。其他人也会带我去些没去过的地方，比如墨西哥的蒂华纳和加州的圣芭芭拉。有一次我和四个健美运动员一起开着辆大众面包车去了拉斯维加斯。车里装这些肌肉男，时速都达不到60英里。拉斯维加斯的巨型赌场、霓虹灯和延绵不绝的赌桌跟我心里想的一模一样。

很多世界冠军都是从文斯健身房走出来的，像拉里·斯科特，小名叫“传奇”，赢得1965年和1966年的“奥林匹亚先生”冠军。文斯健身房铺着地毯，有许多不错的设备，但这里不适合力量举重训练：他们只提供一些基本的力量训练，像蹲举、仰卧推举、斜式推胸，都是老式壮汉的玩意，并不能真正塑造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