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园原名台北新公园，一八九九年着手起建，博物馆、露天音乐台、日式池泉庭园造景，以及园区木树皆大备于日据时期，博物馆还曾经是台北最高建筑。作为官方政绩展示场的新公园，周遭陆续建有银行、总督府、“司法院”等经济、政治、司法最高权力中心，以及医院。国民政府来台后，则在东侧运动场原址砌起一阁四亭，春秋阁立于莲花池正中央。虽称莲花池，但在我初履斯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经一枝莲花也无，污浊池水里又肥又壮的锦鲤浮浮沉沉，我盯着它们慢缓缓地游动，总觉得它们比人们静定许多。

据推测，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来台前已有男同志在新公园出入，但迟至一九九七解严十年过去，那个夏天一个凌晨，十余名警察在黑街以莫须有的名义强行将四五十名男同志带回警局盘查、讯问。我并不在这群人里头，但常德街事件过后一段时间，夜的新公园人心惶惑，杯弓蛇影，一名前辈出言警告：“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你们这些小Gay若还只是自顾自地，以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新世纪，二○○三年十一月一日，首届同志游行就是由新公园这座同志堡垒踏出第一步，近两千人走衡阳路抵西门町红楼。队伍里一张花被单，近看是一床百衲被，一针一线缝缝裰裰，各有各的巧趣与心意；远远望去，繁华多元，生命力蓬勃。那个下午，我也在人群之中，阳光艳烈，晒得脸颊红通通，也或许是因为兴奋莫名的缘故，往往夜里才会碰面的同路人相互解嘲：从来没把彼此看得这样清楚。我们不仅要看清楚彼此，也要让人们看清楚“活生生”的同志并不是百鬼夜行，也没有三头六臂，就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同事，他们的顾客，他们的，儿子。

这些年现身出柜、走上街头，尽管不畏惧日光与目光，但是夜的温柔夜的包容，仍是我的居心地。下班后在火车站转车，偶尔兴起我会踅到新公园晃悠。才几年，公园样貌已有很大的改变，先是地铁台大医院站沿公园路设了两个出入口，灯火大亮，紧接着拆去围墙，失去了遮蔽性，过去主要流连于纪念碑以北，春秋阁莲花池畔、九重葛棚架周遭、TAIPEI绿雕后方群树的人们，一时都往纪念碑以南，以迄凯达格兰大道这一端徘徊。那里高高立着一尊小小的丘比特，谁来到这里都希望中它一支金箭吧。

找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看着眼前人来人往，我既身在其中，又置身度外。有时发现愁苦的面庞，好舍不得，便渴望自己有能力伸一把援手，好像把手伸向过去那个自己的愁苦。然而，人生这条路谁能够代劳呢？痛苦和快乐等值，一桩桩一件件铺陈成人生的道路。

网络时代以来，新公园已不再是结识同路人的主要渠道；智能型手机崛起，更是不管走到哪里，手机摊在掌心、桌面，按键、点拨、滑动，忽地屏幕上按距离序列，几十上百个同路人的头像罗列，云端型录一般。新公园在同志圈的地位虽无法被取代，却不能不说已不在鼎盛期。

自从围墙拆去，如果你打算竟夜在新公园里踯躅，再也不会有人赶你；但是，但是青春已不站在我这边，我再没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虚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