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像艺术，和其他几个古老民族比较起来，以目前出土资料来看，是十分逊色的。在西周以前，少数的人像，如半山彩陶罐上的人首器盖，头上长了脚，脸上纹身，下面是蛇身，似乎还介于半人半兽之间。商代铜器中的人面杯、人面器盖、错金铜像，以及西周的玉人，夹杂在多彩多姿的各种动物兽面之中，不仅数量孤单得可怜，在造型上，也十分简陋粗略，比例极小，实在不能和埃及巨大威严的人像雕塑相比。

西奥多·鲍伊（Theodore Bowie）说：“人像艺术在西方远比东方要蓬勃发展，主要是源于西方对于个人的重视。”如果商周铜器上作为图腾的兽面之说可以成立，我们的确发现，至少在西周以前，中国人是以部族的共同符号（图腾）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把“伟大”的概念与个人结合的。人，在死亡以后，统统归回到一个共同的图腾符号上去，是巨大的龙或凤的种族，强调的只是龙的符号，而不是某一个个人。

这种部族共同符号的经验，会不会使得中国漫长的上古时代，没有留下重要的人像艺术，而是以千变万化的兽面符号代替了每一个个人？

至少，我们发现，一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中国人并不喜欢替自己立像，立像留影仿佛是人死后的事，这自然和中国俑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

“俑”的起源目前还有争论，有人认为殷商安阳墓中出土的玉石带枷人雕，一男一女，即是人俑的起源。但是，一般数据仍以春秋战国前后为中国“俑”的重要发展时期。

《史记·秦本纪》记录秦穆公三十九年（公元前621年）活人陪葬的事：“穆父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

这件事，《诗经·黄鸟》之中也有反映，表示了春秋时代一般人对这种活人陪葬的反感。这可以说明，文化水平较高于秦的其他中原国家，在春秋时代，恐怕已经普遍以俑来代替活人陪葬了。

这个俑的历史构成了中国人像艺术的主流，一直到宋，改木雕、陶塑、金属为纸扎人像，才结束了俑与人像艺术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