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后也回了信，也是一封公开信，信的题目很温馨，《人生难得是知音》：

周实兄：

你好！

你那篇用书信形式写的诗评《诗来自现实……》，我读到了，非常感谢你。那首诗，是年轻时的习作，大概因为多少凝聚了当年的某些美好幻想，这回整理旧作，有点舍不得，保留下来了，也是想借此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毕竟对自己来说，曾经是寄予期望，也付出了努力的，尽管始终不很满意，也知道那只是一个逝去岁月留下的痕迹。正如你指出的，这样的大题材在大师笔下，完全可以写成史诗型的巨制，而我却只能是“妈妈”“我”“我唱的歌”三者都没有直立起来的平淡的“叙事加抒情”，这还是次要的，特别要感谢你的是，你还指出那个根本性的问题：“笔调太雅”。我体会，这“雅”还不能不是创作心态的折射。本来，“应是一个野孩子”，结果却“野”不起来，于是整个作品失去应该有的力度，“雅”了，“文”了。

回想起来，野不起来是有种种躲不开、摆脱不了的因素的。少年时代，有那么一种精神需求，渴望拥有一个精神支柱，一心一意要革命，要革命就必须有信仰，有信仰就必须有行动。信仰是成理论体系的，生来就很感性的我，对于理论这东西总觉得很玄，一知半解都谈不上；行动，生来爱幻想的我看得很浪漫主义，很有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的气概，但也没有能发展到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那个地步，其实革命行动不浪漫，要讲纪律，倒也知道收敛自己，也知道必须是集体行动，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对反动派可以是狼，干革命必须是经受严格训练的战马，这里就有个底线：不可以有个性、个人意志。就这样，对旧世界，不守规矩多少做到了，真正的野却做不到。

幸好还可以保留一点点个人爱好，对集体行动无害的、或许有时还有一点用处的个人爱好，在我，就是文学爱好，学习写诗的爱好。说实在的，我的信仰，我的历史认识、社会认识都是感性的、情绪性的，因为都是从文学作品得到的。俄国革命初期的文学作品《铁流》《毁灭》，中国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诗、杂文，《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等，组成了我的“历史社会百科全书”。那结果是，想做个合要求的革命红小鬼，最后却被认为是个反面人物。但也不算冤枉，我确实太“雅”了些，太唯美，苏俄的文学作品我就只爱看革命初期的，因为很新，很先锋。什么主义什么流派我不在意，思想性高不高我不在意，能感动我的我都喜欢，这样就形成了你所说的“太雅”。我体会你指的不只是文本，还有内在的东西，你这一说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确实是这样，是想逃到美里，逃到诗里，也因此永远“长不大”，永远是个“孩子”，和你一样，永远“成熟”不了。

当然，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们说的这个成熟与别人期望和要求于我们的不一样。那样的话，今天我会“成熟”成什么样，我都怕去想它了。然而，二十多年来我也确实成熟些了，过程是曲折痛苦的，丢掉那些很玄的又深入到骨髓里的东西可真是个大工程，持之以恒吧，总有一天成熟到真正“野”起来，那该多么好，到那时可能真正唱出自己的歌了。

人生难得是知音，因为高兴，拉杂写下这些，表示感谢，更表示在你的鼓励下，为了报答知音，我会努力，希望有一天会写出让知音多一点满足的诗。再一次感谢你！

现在来看我的信，写得真的很冒失。我怎么会那样写？还拿自己的诗说话！我真的是“不成熟”，我真的是“长不大”，一辈子都“长不大”。我也不知我当时是怎么了，鬼使神差。

我与他的联系密切是从创办《书屋》开始。《书屋》创刊号的头题就是他为我们写的他读莫泊桑的札记。那是一篇独特的札记，每则三百来字，一共写了近六千字。那年他已七十五岁，文字还是那么活泼，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看他如何点评《首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