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秋，我正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我的妻子玛莲则留在伦敦处理信函。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表示收到一封来自汉堡的信件，但那是用德文写的，所以她看不懂。发信人署名“梅莉塔”，这封信需要转寄给我吗？我在汉堡并无熟人，但我毫不迟疑地立刻知道是谁写信过来，虽然我已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没见过那位署名人了。那只可能是维也纳索伊特别墅(Seutter Villa)的小莉塔——她实际上比我大一岁左右——写来的。结果证明我是对的。

她在信中写道，无意间在德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阅读的《时代周报》上面看见了我的名字。她立刻推断，我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跟她们姐妹一起玩耍的那个艾瑞克。她翻遍自己的相簿，找到了随函附上的那张照片。照片中五个小朋友和他们各自的保姆一起站在别墅露天阶梯看台上小女孩们头上都戴着花环，或许连我也戴了吧。那五个小孩分别是莉塔、她的妹妹鲁思和伊娃(我们习惯称之为“彼得”的苏西当时尚未出生)，以及我和我的妹妹南希。她的父亲在照片背面写下了时间：1922年。莉塔还询问起南希的近况如何。但她怎么可能晓得，小我三岁半的南希早已过世好些年了呢？我上次去维也纳的时候，造访了我们从前住过的房子，并拍下一些照片送给南希。当时我还以为，能够共享索伊特别墅生活回忆的人只剩下了她而已。现在往事却重新历历在目。